原圖取自維基百科
文：卿子衿
比起中國「發改委」連續三次上調燃油稅引起的民間熱議以及稅收法定的爭論，這是一則並不非常引人註目的消息：2015年1月5日，中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其中，第八條「國家施行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制度」的內容屬於新增。這將使每個公民擁有一個由稅務部門編制的，唯一且終身不變、用來確認其身份的數字代碼標識。這個數字代碼很可能成為人們的第二張「身份證」。
依據上述「納稅人識別號」條款，個人網店收稅將不再存有障礙，可以更好地避免稅收「跑冒滴漏」。一切經濟活動都將通過這個納稅人識別號，納入到經濟信息網絡，每個人的收入、支出、消費習慣、稅務信息等等將不再有任何秘密。就算是買一包香煙、一袋方便面，其中包含的稅務信息，也會成為個人信息記錄的一部分，儲存在政府信息庫中。
政府獲得這些信息當然不僅僅為了獲得，更為突出的問題是：它會怎麽用。一個人的經濟關係幾乎是這個人社會關係的全部。獲得一個人的經濟信息，對其加以集成、分析，就可以獲知這個人的各種社會關係。將納稅人識別號納入到當局現有的身份識別系統中，不斷地記錄、挖掘經濟數據，確認民間經濟關係，當局就能更好地實施對社會的管控。
稅號在許多國家都已實行多年，並不新鮮。但在西方民主國家，稅號以及相關的信息都被視為的個人信息，受到相關法律的保護。不同政府部門之間，未經過法律程序，無法查詢公民的個人稅務信息。
然而在中國大舉維穩的情況下，難免讓人擔憂，納稅人識別號的出現，是否會成為打壓異見的工具。民間的抗爭必然伴隨著資源的流動和收集，這部分收支即使不是秘密的，至少也要努力地避開當局的監控。而納稅人識別號的出現，將通過個人消費的記錄系統使任何收支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下。類似的收支流向，將成為當局用於維穩的重要信息支持。
而這一切都離不開網絡。「納稅人識別號」會使一個人的經濟信息共享到當局用於控制民間的各種信息網絡當中，從而實現時時、處處的活動監控。公民的信息，尤其是敏感人士（重點目標）、維權群體（重點群體）的信息，將是實時更新的，而非像過去那樣需要大量的人工事後添加。在政府擁有大量公民信息的情況下，如果相關的法規沒有到位或被嚴格執行，如此這般的高端實時的監控讓人不寒而栗。
雲計算是近年來火爆興起的新概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雲」就是網絡本身。那麽，「雲極權」可用來稱呼在政府操控下的無所不在的監控網絡。在「納稅人識別號」出臺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展開了大量的數據信息挖掘、收集、分析工作，其中包括了社會網格化管控、重點人物維穩的盯防落實、互聯網使用信息記錄等各個方面。
北京市是社會網格化管理的率先實施者。據「法制網」的一則報道，2010年7月，北京市東城區即開始試行網格化社會管理模式：在綜合考慮「人、地、物、事、組織」的基礎上，將全區的205個社區劃分為589個社會管理網格，網格內逐步配齊網格管理員、網格助理員、網格督導員、網格警員、網格黨支部書記、網格司法力量等六類人員，分工承擔網格內的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各項事務。其中，網格管理員即「網格長」，是網格的第一責任人；網格助理員則來自整合後的各部門協管員，專門負責信息收集和問題排查等。
對「重點維穩對象」的盯防落實，從被盯防者的描述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了負責人、協警、小區協管員等各類不同的身份，包括了每日信息報告制度，以及現場的軟禁式控制。而關於互聯網信息的記錄，更是令人驚訝。較通常的場景是，某個人因其個人網上言論被警方傳喚，一大疊打印出來的微博、博客、QQ空間日誌、Twitter、上網登錄記錄等，就會如同「鐵證」一般擺放在他的面前，令他無法回避和否認。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受訪者稱，他因為在微博「胡說八道」被帶到派出所，警方什麽也沒說，就拿出有數百頁的記錄，所有他在微博的發言、轉發、回復等都在其中，有些內容他自己都已經記不清什麽時候發過。
這些數據挖掘、監控、分析、共享系統，就為雲極權提供了絕對充分的軟硬件條件。再加上既有的各種信息，如身份、職業、稅務、消費、政治傾向等，這些都將通過當局內部的共享網絡，實現對一個人的全面監控。據本月21號自由亞洲消息，中國著名人權律師浦誌強案再度移交檢察院，進入審查起訴階段。浦誌強案辯護律師莫少平在接受采訪中表示，「浦誌強被指控的主要證據來自其所發的兩千多條微博中的三十多條」，律師需要進一步核實，以便作出判斷。以浦誌強的知名度，如若最終被確認為「罪起微博」，將為大陸局域網生態帶來重創。
對此，評論人Catherine表示，事實上這樣的監控從每個人出生就已經開始，持續了多年。「我們過去上學要填表，工作要填表，申請信用卡要填表，這都是極權信息管控系統的一部分。這些分散於各處、服務於當局的機構，都承擔著或多或少的收集信息、監控活動的責任，而我們正生活在無所不在、無微不至的監控當中。」Catherine認為，這樣的監控使當局對每個人的活動了如指掌，政府了解這些內容，顯然不是為了服務於大眾，而是為了統治穩定。
從浦誌強與近兩年來報道的多個事件來看，Catherine的分析與多疑自有她的道理。美國政府實施大規模監控，向網絡公司索取信息，被曝光後都受到法律的問責；那在中國，配套的法律是否會跟進，以限制政府的權力？
海量、高增長率和多樣化的信息資產，使政府具備更強的維穩決策力、實施力，更快的事件洞察發現力和快速反應能力，更好的流程優化能力。這將使民間的抗爭活動，在其發展成為事件之前，甚至在其萌發之初，就被扼殺於搖籃之中。
依靠全面監控獲得各種數據，再通過這些數據優化維穩系統，大數據即將成為維穩的重要工具。其實，在當局既往的事件處理當中，大數據和雲計算的概念早已貫穿於信息采集、處理、存儲到形成結果的整個過程。
以2013年「京溫事件」為例，警方在事件跟蹤、現場控制、事後懲治等方面，都利用了「大數據」的工具。從事後央視《焦點訪談》的公開報道可以看出，當局對京溫事件過程中的發起人、重要參與者、訴求、參與原因等，事先已經有了充分的了解；該節目有針對性地對網絡流傳的各種說法，甚至包括了傳言、證物、邏輯等都進行了「破解」，這些信息非常分散地存在於網絡各處；而最終對參與者的秋後算賬以及算賬的罪名和懲治的程度，也都做了詳盡的說明，以塞眾人之口。
女權專家、評論人Yolanda 認為，這件事幾乎可以作為一個維穩的範例。「從現場處置、事態發展、事後追查看，我們都處於非常嚴密的監控之中，每出現一個新的疑點，就有人立即作出反應，而這些人顯然有著更強大的信息獲取能力和傳播能力。當局在信息處理、監控方面，幾乎已經到了無所不能的程度。」
配合「國家局域網」的建立，民眾不僅處於各種嚴密監控之下，還處於強力的信息封鎖之中。雲極權和大數據維穩，將是大陸民眾面對的嚴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