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9日的上午，我跟另外四位曾任和現任的通識教育科老師，以私人身份，一同前赴西環中聯辦，與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會面，就一些內地的社會問題交換看法；同時在席的，還有中聯辦的宣傳文體部處長彭健恆。
聚焦內地貪腐問題
郝鐵川曾於本年3月25日在《明報》發表〈架起兩地心通的橋樑〉一文，及後我於3月28日在《明報》發表〈還不是人民的政府〉一文以回應。數天後，朋友傳來 郝氏在「微博」的回應，他說：「昨日《明報》刊登許漢榮〈還不是人民的政府〉，與我商榷。我想對他說的是：中央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主要是內地十三億人 民和香港愛國者說了算，而不是幾個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幾個港人說了算；西方模式並非都是普世價值，不願走人類公理和國情相結合的中國特色道路的人，永遠不會 對中國作出正確評價」。
之後看郝氏的博文，我偶有回應。不久之後就收到他的建議，說希望找個時間，與香港的通識教育科老師見見面，談談大家如何了解內地，於是我就充當聯絡人，邀請一些認識的老師共同前往。會面本來安排在6月份，可是郝氏因身體抱恙，遂改為7月9日舉行。
郝氏同時亦建議，為能希望討論更聚焦，於是在會面前建議訂下「怎樣看待內地的貪腐問題」這一主題，並向參加的老師收集一些問題。最終收集的問題有二：
一、 從近年大大小小的官民衝突和官方對衝突的處理手法（維權、上訪、郭美美與紅十字會事件、漢維、漢蒙民族衝突的處理、殺警或殺法官、潮汕及增城衝突的處理等 等），可以看出，國民對中國執政當局是存在很大的不信任。單靠維持經濟的高增長，是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請問如何解決這種信任危機？
二、國內的貪腐問題，很多時都是官員的問題，官職愈高、貪的愈嚴重，如許宗衡案等，貪污的數額甚大。我想這些經公布的不過是冰山一角。在內地經濟一日千里的今天，官員貪腐，百姓受害，這些問題，我們在香港應如何看？當我們批評，在你們眼中，又是否「井水犯河水」？
看大局也看「個案式」
上述兩個問題，因為時間關係，只討論了第一題。郝氏提出的觀點我們不陌生，他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總體來說，發展是在進步當中，但在整個發展的過程，出現不同的社會問題也是事實。
不過，郝氏特別指出香港人看內地問題、對內地政府抱有不信任的態度，而在看待內地各種問題時，香港人慣於「個案式」，不夠全面。反之，內地人一般對政府是信任的，當然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但都以「建設性」的角度提出意見，以改善目前的不滿之處。
在會上，我跟一些老師也提到，香港人並非不知道內地的發展在廣闊的層面上是持續向前的，只是我們身為老師的，更要關注內地個別事情，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權利問題。我們總不能常常只看大局，而不看「個案式」的公義問題。
此外，郝氏仍然是比較在意我們以西方的民主理念為「普世價值」，對「中國特色」的視而不見。他一再重申，以共產黨為執政黨，並輔以八大政黨為參政黨為主體的 政治體制，是合適於中國國情的。他也指出，在基層人大的選舉，已有不少普選的例子，他說假以時日，中國必然會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民主道路。
然而，在我個人而言，普選並不是民主的終點，反而在有了普選以後，前路如何走，才是最值得我們關心的。所謂「西方式」的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由人民 選出執政的團隊，也應是人民應有的權利。重視每個人手上的選票，重視每個人對政府擁有的影響力，我想這才是我們看的「普世價值」，而這價值，根本無分東方 或西方。今天我們在香港爭取普選，目標也應是這樣，只是香港的政黨和從政的人大多缺乏理念，才造成今天政局的紛亂而已。
引領學生放開胸懷
郝氏也提到，因為我們彼此的生活經歷不同，所以對內地的認識也有不同。他指出他們那一代，曾經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也曾受過極「左」打壓的苦，但他只視之為「母親錯打了孩子」，因此他們仍然是從心裏地擁護共產黨，對共產黨領導中國視之為必然、視之為唯一。
他這樣的看法，我想我只會尊重，但不會完全同意。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共產黨不只一次為了鞏固黨的利益，犧牲了人民應有的權利。建國初期，那些破壞力驚人的政 治運動，讓多少人民受苦？讓多少知識分子受害？除非這些都不是事實，否則，「黨大於國」的意識仍在；我個人而言，並不願見。
在整個會面過程，大家坦誠地表述了各自的看法，分歧是大的，幸而也沒有誰要說服誰的意圖。
在我看來，大家雖然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但能多溝通總是好事；我也是因為這種想法，才決定充當聯絡人。我們身為任教通識教育科的老師，能夠直接聽到內地官員闡 述如何看待內地事務，比起透過媒體，可能會更加有用。我們也能藉此向內地官員說出我們對內地事務的關心，着眼之處究竟在哪？
香港已經回歸中國十四年，不論我們是否願意，跟內地的接觸只會愈來愈頻繁。但我們身處香港，還享有比較全面的資訊和言論自由，我們實在有責任帶領學生放開胸懷，廣納四方之見，以建立獨立思考能力，我相信我們還是能繼續發揮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不怕被邊緣化。
郝氏曾表示，希望這樣的溝通會是持續性的。我想只要仍然是坦誠溝通，不是統戰手段，我個人還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師可以走進中聯辦去，有更多的四小時。
（本文刊於《信報》2011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