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有憲政健全的法治社會，能夠自由表達多元聲音，市民均享有公民權利，要讓國家領導人留下好印象，不是疑似特首候選人范徐麗泰所言，因為國家大義，連將最冷靜和理智的異見聲音完全隔絕；相反，警察應疏導民情，讓請願者以合情理的方式讓領導人知悉（至少也讓香港大學學生代表呈上請願書，握手拍照留念），真正讓領導人體會多元公民社會下的香港，以及在內地大學罕見的公民運動。
我們沒有選擇走新加坡的舊路，停留在「依法治理」的層次，即是國家將法治從精神層面，壓縮至技術層面，透過警察強制力，以鑽空律法條文及國家安全大義，扼殺了人民表達自由的最起碼尊嚴，來換取國家領導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形像。從香港市民對爭取普選的堅持可見，我們對這個城市有更深度的訴求，而這一個訴求，有賴英國殖民的機遇，讓香港市民免受當年毛澤東時代政治活動的折騰，專心發展經濟，得以養出一批堅守政治中立的文官體系，才不致新加坡受到政權有意識的利用法治，阻擋公民自立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英國人管政治，中國人管行政的港英時代過去了，在港人治港下，餘下的本地精英就只有資本商人和技術官僚，即是前特首董建華和特首曾蔭權，所以對於政治，對於宏觀的政策大局，其實不大熟悉，曾蔭權行政歷練數十載，聽上級決策的習慣影響著今日香港政府，再沒有了立場和風骨。所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得很對，「香港政府還未學懂當家作主！」。可悲的是，香港年青人多年來的請願，特首從來不屑一顧，中央人士金口一開，特首馬上唯諾回應，令人不勝唏噓。
港英時代過去，專注於經濟的發展模式構成了愈益嚴重的社會矛盾，香港小部份市民開始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以更具正當性和公信力的政府來干預市場嚴重分配不公的情況，因之香港尚有小量的民主，左派政黨開始成形；同樣因之香港只有少量的民主，刺激了左派政黨走向了極端的方向，現存制度本身的缺憾，也導致新一代參與公民運動時愈發激進，充滿語言暴力，若我們只將部份人的民粹放大成對所有公民運動的厭惡，而忽視制度暴力本身的推因，其實並無助香港走出國務院總理指的深層次矛盾的困擾，所謂深層次，即暗示了唯有政治結構轉變，才能解決現時經濟結構性問題，雖然港府自二千年後放棄了「積極不干預」政策來宣傳香港，但香港政府長年都無法以新加坡模式貼近民情，有限民主下左傾的力度未夠有效來治理經濟民生，又回饋成要求民主的動力，撕破了中央要香港新加坡化的美夢，然而，向民主制度挪移的遠水太緩慢，暫時來不及救近火，才產生了深層次矛盾。
可惜的是，英中策略下，養成香港人長期只看經濟、不問世事的單一思維傳統，使很多香港人紙醉金迷，過份短視，我們過於著力尋求中央的協助來緩沖經濟問題，我們以為，副總理訪港對香港作「經濟大送禮」，信奉著在大陸盛行，香港人只靠內地接濟的說法，忘記了內地也只能靠香港這個中國唯一法治最健全、商貿經驗最豐富、視野最國際化的城市，來充當人民幣離岸中心這角色。而這些香港特有的優勢，香港政府和社會卻屢屢因為迎合上意而自我打壓，為了賺內地的錢而自我控制，結果我們以為內地化就可不被邊緣化，實情是唯有香港的價值淪陷，上海跟香港沒差兩樣，我們就正自我邊緣化了。
我們過於著力尋求中央的協助來緩沖經濟問題，反而麻痹了政治體制改革這套治本方法；就是政治體制滯後使經濟體制改革產生失衡現象，中國內地正正面臨跟香港大同小異，但程度和幅員大得多的同類問題，所以這驗證了我剛才提到，要讓國家領導人留下好印象，就應當讓他見識一下香港的人權自由保障、多元公民社會和憲政法治精神；而又基於中立而廉潔的文官體系、司法體系，加上大部份香港人理性務實的市民性格，應有信心，將來民主建立後，極端和民粹因有既定機制之疏導會有所收歛。我們正正是要把香港打造成示範城市，提供給大陸一個將來改革的樣本，也多發揮以往港英時期留下的特色，讓內地人和台灣人更中立溫和的看待兩岸，也促進東西方的了解互諒。
放棄消極，互不干預的一國兩制，轉化成積極，互相學習的一國兩制；這才是香港未來的大局定位。香港大學，作為國際著名的香港最高學府，學術聖地遭國家警察的過敏佈防，何來持守「明徳格物」的校訓，何來承擔香港高等教育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