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05-11-28
學者輪流執筆 評述學術思潮 神州北望，中央政要步步為營悼念胡耀邦。這是89年後官方首次向自由派釋出善意，但又怕引發黨內鬥爭與平反六四的慾望，結果在悼念形式與規格上多番折騰。會上肯定的是胡耀邦的高尚人格和革命精神，對胡以「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來摧毀毛澤東圖騰，和他倡導的「西化」與「思想解放」則噤若寒蟬。以追憶自由來拓展改革空間，左顧右盼中匍匐前進，見證中國民主起飛的艱難。
神州南隅，特區民眾將為普選再上街頭。談民主的「社會條件」，這裏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廉潔有效率的公務員隊伍、溫和務實的中產階級、教育普及和通訊發達，欠缺的只是中央政府對民主的信念和對自身的信心。在人民再次為民主悲鳴之際，重讀耿雲志等著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份外感觸。此書文字平實，但廁身政改漩渦之中，讀起來難免激動。筆者感慨國家今天實行的選舉、分權與人民享有的政治權利竟落後於晚清民初。而在特區政改爭論中，百年來對民主的扭曲仍然未解，即使社會條件已經改變，對民主的憂慮依然深重，可見文化的鬱結揮之不去。
特區民主派爭普選時間表 歷史重演
國人最早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可追溯至林則徐於1839年所著的《四洲志》，介紹了英美等國的議會組織及功能。當時研究的動機還是「以夷制夷」，即使對西方有些制度予以肯定，都是因為其符合中國「三代之遺志」。至1875郭嵩燾出使英國，中國人才真正走入西方，了解到西方民主與君主制的差異、西方政黨與中國朋黨的不同、人治與法治不能同日而語，用中國第一個留美(耶魯)學生容閎的話：「東西文化判若天淵！」
隨着國人初窺民主政治並認識到議會制為西方富強之本，有識之士遂提政改之議。鄭觀應等人開始鼓吹建立議會、內閣制、輿論監督等。但除了何啟作為香港立法局議員對西方政制認識較深外，許多論者對西方民主仍是一知半解。
第一、他們不理解西方民主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以為民主只是用來打破「上下情隔之弊」；第二、不理解權力須相互制衡，故有建議議員由官員出任而非由選舉產生；第三、對運用議會和憲法制衡行政機關的分權觀念仍未掌握。早前北大人責難港人提出「還政於民」和「三權分立」，反映其對民主的理解還停留在清代紫禁城的角落裏。
真正推動國人正視政治改革是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帶來羞辱，而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公車上書」為代表。當時維新派認為「國之強弱，悉推原於民主」，而鼓吹自我意識的醒覺。嚴復最早向國人介紹「天賦人權」的理念和「社會契約論」。譚嗣同更認為國君違背民意，人民有權將之推翻，所謂「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維新派推動的改革藍圖包括議會、制憲和三權分立，但光緒皇帝在1898年實行的變法，最後在保守勢力重重制約下，只落得一個讓官員議政的「制度局」和轄下的十二新局，令我想起「行政主導」和「高官問責制」。不過康有為的折衷改革最後仍以失敗告終，溫和改革派逐步走進歷史的窮巷。
維新失敗，引發革命之議，認為只要推翻滿人的統治，則民主共和制是必至之事。相反，立憲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則力陳革命只會帶來專制，而中國仍未具備民主條件，必須循序漸進。他認為民主共和制的關鍵在議院，人民必須具有議院政治的能力。其次是發達完備的政黨，最後是人民的公共道德(這些議論令我想起特區政改四號報告書裏談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和成熟的政黨)。最後梁啟超建議實行「開明專政」，在當時的形勢下，立憲派的言論已被歸邊為「保皇」和「反動」。
今天特區民主派爭取普選時間表，其實是歷史重演。清政府一面經歷內亂和外強入侵，一面目睹日俄戰爭中俄國大敗，決心仿效日本立憲。1906年，西太后下詔書，決定以9年為憲政作預備，計劃推行「仿責任內閣制」、司法獨立和地方自治。但因改革觸動既得利益，最後變成換湯不換藥。立憲派指摘政府缺乏預備立憲的誠意，結果群情洶湧，出現「國會請願運動」。
「 循序漸進」 的民主遁辭 還要說下去？
1907年，「憲政講習會」提出責任政府和民選議院缺一不可(雙普選！)，要求翌年立刻「開國會」，引發連串的請願高潮。
第一輪運動由江蘇「諮議局」(當時地方民選議會)議長張謇聯同其他諮議局代表50人請願。一位名叫徐懋生的教師當場斷指血書八字「斷指送行，請開國會」，可見民情迫切。但朝廷最終以「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劃一」為由拒絕民主要求。而請願者亦不罷休，索性成立「國會請願同志會」，矢志非到國會成立之日不解散。
第二次請願高潮有更多群眾捲入，入京請願代表達150餘人，在請願書上簽名達30萬人。朝廷竟以「財政艱難」、「地方偏災」等管治問題為由，拒絕提前召開國會。
第三次請願高潮規模更大，兩年輕人割臂割股寫血書。除了下層工農群眾，士紳、學生、地方官員、華僑、商人都加入要求速開國會。但保守派認為如人民請願即允開國會，易導致「民氣囂張」，最後只允縮短預備年期至5年，但要求請願人士立刻解散。至此，立憲派已經徹底失望，他們的歷史地位不久亦為激進革命力量所取替。
我常以溫和民主派自居，但看立憲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和其他有識之士最後只有鬱鬱而終。本書作者認為當時支持民主的階級和社會團體仍未發達，加上內憂外患，缺定穩定的社會條件發展民主。今天香港已具備民主的條件，但市民還要像晚清民眾一樣，多次請願求開國會。走了百年，政府的「實際情况」、「循序漸進」、「政治人才」的民主遁辭，還要說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