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風雨之夜，數萬人聚集於維園點燃燭光，悼念八九天安門事件中的亡魂。在滴滴雨聲中的哀思，正是「風雨故人來」的真情流露；最難得的，有十六、七歲的少男少女佇立雨中，沿着前人的腳印，過早地承受歷史的創傷、面對「以史為鑒」的洗禮。十幾年燭光晚會和無數次的和平請願，使維多利亞公園成為全球注視的都市地標─追求和平與自由、尊重歷史事實、珍視人格尊嚴和生命價值的象徵。
針對天安門事件，有人高談大陸的經濟發展使香港受惠，要大家由激昂轉為平靜。言下之意，是要人們因受惠於經濟發展而改變原來對事件的觀感，或忘記事件。
八九學潮和流血悲劇，是「存在」的事實，是抹不悼的「存在」，豈會從許多港人的記憶中消失？即使受惠於經濟發展，也不能違背良知漠視人的生命價值，忘記為和平請願而失去生命、健康的無辜者。
經濟高速增長 難抹歷史污點
經濟體制改革和有限度的行政改革，確使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從一九七八年到二○○四年，國內生產總值由一千四百多億美元增至一萬六千多億美元，年均增長百分之九點四。經濟規模（國內生產總值）居全球第六，進出口貿易總額由三十二位升至第三位，外滙儲備接近六千一百億美元，居第二位。
沒有人要否定大陸經濟持續發展和香港的「受惠」。但持「受惠論」者不應該淡化香港資本和軟體進入大陸，對經濟起飛的「動力效應」；更不應該以經濟取得高增長為由，曲解特定的政治事件。經濟增長的數據，無法抹掉歷史的污點。
一個政治人物向「權力來源」表忠，原不足為奇，但許多港人並非政治的盲從者，他們有獨立的是非判斷，不會放棄獨立的思考。
許多港人仍情繫天安門事件，沒有忘懷六四悲劇，並非對抗北京當政者，更不是否認經濟的持續增長。他們對流血悲劇有異於官方的觀點，是秉持一份良知，是對生命價值的執着。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隨着經濟發展的水準提升，政治文明也應有改善，沒有一個社會是「政經分離」的模式。大陸經濟持續發展、實力增強之後，自應對歷史、政治事件有更多的反思。承認某些錯誤，並不影響社會穩定，反而更能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政治文明的程度，有助構建和諧社會。
當八九天安門事件過去十六年之後，是不是可以理性地想一想，北京學生的和平請願，以公平對待胡耀邦、反貪污腐敗、反官僚主義、民主改革為訴求，何罪之有？官方即使要強制驅散群眾，使用水炮已足夠，哪能用槍彈甚至體內爆炸的子彈對付手無寸鐵者？總書記趙紫陽反對動用軍隊射殺群眾，怎麽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支持者？
大陸開明人士 探索歷史經驗
大陸的民間社會正萌芽，一群公共知識分子關懷民疾、民怨，宣揚社會公平與正義；黨政機關的一些智囊也反思歷史事件，提出比較開明的觀點。
胡錦濤智囊團成員、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北大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說：「決不能僵化地、一成不變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更不能對馬克思主義抱迷信的態度」，「要破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理解」；他認為，要深入探討改革執政方式，要「還政於民」。常修澤則認為，要正視改革面對「新老既得利益集團中的阻礙力量的阻力」；王偉光特別提及「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調整利益關係並「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有人論及「社會意識多樣化，是社會生活多樣化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不能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排斥社會意識的多樣化」。
在言論自由的香港，反而是「左調激昂」。隨着治權的轉移和權力來源的改變，為官位和利益曲意逢迎者、「叫口號像林彪」、「左得像姚文元」的人不少。
《易傳》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任何事物、政策、政治結論，都可能隨實踐檢驗而有揚棄的過程；既保留、發揚正確的部分，更要拋棄扭曲事實、脫離民意或不可行之處，這就是變與通的整合。
正如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對家長意志下的政治事件結論，都要獨立思考，不符事實、嫁禍於人的政治事件終有澄清的一天。五七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五九年的「彭黃反黨集團」、七六年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不都翻案了嗎？許多港人紀念六四死難者，呼籲為受冤者平反，正是對構建政治文明的一種期望。
丁望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