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回歸」二字，用在文化上，難免有些誤導。一般總是把這兩個字想像成一段很具體很有情節的肥皂劇︰一個紅鬚綠眼的惡徒強行從一個弱質女子的懷中搶走她的新生兒，那孩子長期在異域成長，不只不知親生父母的姓名，不知祖邦的風土人情，甚至還習來一口蠻荒島語，自以為是那惡徒的親生子女。
後來正義終得發揚，冤情終歸平反，早非當年吳下阿蒙的母親不再是弱質女流，而是一位仗劍走天涯，門下客三千的大俠，當日作惡的匪徒只好把那搶來的孩子雙手奉還。
由於有這樣的劇情藏在意識底下，大家認為香港這孩子必然有重新回到母親懷抱的尷尬與猶豫，甚至抗拒，他不知道自已的真正身世，他那口夾雜著英文的廣東腔一時之間轉不成標準的普通話，習慣了外邦人的生活也使得他適應不了「國情」。但他到底是個給英國人搶走然後養大的可憐小孩，因此需要給他一點時間一點教育和一點鼓勵，遲早他會「再中國化」，變成不再離家的中華子女。
如果事情真是這麼簡單，那就好辦了。可惜這只是齣空想出來的肥皂劇，歌唱得再長，戲演得再多，也不能取代真實。真實是主流香港人從來沒有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也從沒有誤認自己是英國人。比起大陸上的同胞，他們只不過覺得自己是種不同的中國人罷了。
曾經有一段時期，很多西方和日本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與漢學家來香港尋找「最正統」的中國標本。
他們在新界的元朗和上水尋找廣東最傳統的「神功戲」，研究傳統大家族如何透過祭祀表演奠定自己的社會權威。
他們在西貢觀察南方漁村的經濟網絡和生活風俗。他們又發現直到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有些村落竟然還在默默奉行「大清律例」，不只六時之後禁止外人入村，甚至可以公然娶妾。
這些學者來香港不只因那段時期要進大陸很難，而且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准大家拜年的時候，香港人仍然放鞭炮送紅包見面必道「恭喜發財」。深圳河北正在大破四舊掃除迷信的時候，黃大仙廟依然香火鼎盛。
北邊打倒孔家店，南方這個小島上則有一家新亞書院，唐君毅、牟宗三、錢穆和徐復觀在此打起了「新儒家」的旗號，開館授徒。如今在法國思想界相當走紅，大陸也正陸續出版其著作中譯的哲學家于連（Francis Julien)，當年就是專程來香港學習中國思想史的一個留學生。
2005-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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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化回歸(下)
你怎能說香港人不知道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不熟悉中國文化呢？當文化大革命正達高峰，香港的中學教科書裡還分明印著《出師表》與《滕王閣序》呢！至於那口極不流利的普通話，香港一些文化人津津樂道的故事是，粵語曾經差點在國民政府時期被訂作「國語」。
很多小學生在學唐詩的時候，老師們會向他們說明為何用粵語誦念會比普通話更諧韻，更有盛唐遺風。
英國人殖民香港的手段與葡萄牙人大有不同。
英文的確是要學的，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它還是唯一的官方語言，屏障了很多不通英語的老百姓向上流動的機會。
但是英國人並沒有想過要把全部香港人盎格魯．撒克遜化，他們要的又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清楚的從屬關係，要英國人和英文佔上統御位置。
殖民官員奉行的是港督盧押爵士發明的「間接統治原則」，根據這種原則，英國人不只盡量不干擾本地華人文化和社會生存方式，也不強加英國文化教育於其上。
說香港人因為殖民地教育而不熟悉中國歷史地理的朋友，也該認清香港人更不熟悉英國的現實。
有多少香港人知道甚麼是「大憲章」？搞得清楚威爾斯的準確位置？讀過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呢？
我們常說中國有它獨到的中國文化，英國自然也有英國文化相伴，但這種國家與文化之間相應相連的關係卻絕非自有本有，向來如此。
根據研究後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學者，「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實在是一種現代產物，是自十九世紀民族國家興起之後，文化才開始國家化；國家機器也才開始覺得有需要界定，鞏固甚至打造出一整套既穩定，又能界定其獨特身份的國家交化。
例子之一，就是中國。圍繞著「中國文化」的種種解說與爭論，在清末以前根本還不存在。
所謂的「中國文化」，其實是和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同時形成的。
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香港特殊的地方在於當台灣鼓吹「中華文化復興」和大陸積極改造傳統文化的時候，它的中華文化卻是在一個沒有政府機器介入調節和框架的情形下，自生自滅，放任自流。
它的中國文化成了一種不緊緊依存國家而存在的「國家文化」。
文化回歸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甚麼回到母體，而是香港的中國文化如何重新面對國家。
梁文道、黃世澤
都市日報 2005-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