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擎
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
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
“维基泄密”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维基泄密：喧哗中的辩论
在2010年，“维基泄密”（Wikileaks）犹如一匹彪悍的黑马闯入政治的敏感地带。这个年仅四岁的网站此前已初露锋芒，而从2010年4月开始，一系列更为“猖狂”的泄密举措，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心，曾经的“黑客”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一切几乎突如其来，匆忙的评论者使用各种标签来为之定性——民主、透明性、知情权或者无政府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式的超限战，却未必能完全把握维基泄密的涵义与后果。但可以肯定，只有短视的目光才会视其为一场“恶作剧”而低估它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也只有迟钝的头脑才会被它的“反美面目”所迷惑而暗自庆幸。
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思想界，对维基泄密的反应是多样的，也并不完全符合惯常的政治分界线。大多数国家还在观望，而急于表态的政府可能失之草率。俄罗斯政府总统办公室在2010年12月发布一项声明，呼吁非政府组织考虑，提名阿桑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阿桑奇却对莫斯科一家报纸提出忠告：“请克里姆林宫最好能稳住自己，准备迎接维基泄密下一波针对俄国的揭露。”而美国和伊朗竟奇异地处在同一条批评阵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对美国外交电文的泄露“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攻击，也是对国际共同体的攻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彼得·金（Peter King）主张将维基泄密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指责，维基泄密的行动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恶作剧，所公布的文件是“美国政府有计划准备和公布的”，为的是败坏伊朗政府的名誉，挑拨伊朗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
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已经开始，在自由派（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一次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他在1971年帮助艾斯伯格（Dan Ellsberg）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事件与维基泄密的共同性——“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政府不让他们知道。”他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首要关切”。著名电影人（《华氏911》的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在伦敦法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2002年就有维基泄密来曝光内幕，那么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了那些想要掩盖真相的人”，维基泄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么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老大哥”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明性是公民仅有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摩尔承认，维基泄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带入战争的政府所支付的代价。
聪明而博学的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在法国《解放报》发表评论，以他擅长的迂回笔法指出，维基泄密所揭露的秘密实际上都在人们意料之中，因此泄密最终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丑闻”（bogus scandal）。也就是说，只有你假装对主导着国家、公民与新闻界之间关系的那种伪善一无所知，才会被泄密所震惊，才会感到这是一桩丑闻。但是，公开泄密仍然是对这种伪善责任的一种破坏。美国外交的力量依靠那种煞有介事的秘密，如果秘密被发现是空洞的，那就等于剥夺了这种力量。无论这篇文章多么曲折，狡黠的艾柯与愤怒的摩尔同样看到关键的一点，一种翻转的奥威尔寓言：“老大哥”也正在被公民们监视！
英国自由左派网络杂志Spiked刊登一组文章对维基泄密提出批评。其中著名知识分子、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富瑞迪（Frank Furedi）的文章最为犀利。他在标题中就点明了自己的批判观点：“这不是新闻业，这是窥视癖。”富瑞迪认为，无论是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沙俄与外国势力的秘密通讯，还是1971年艾斯伯格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文件》，都显示了清晰的社会或政治目标。而维基泄密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致力于这种高贵的目标，它只是“为了羞辱和播种混乱”。表面上，它对公众知情权的主张肯认了民主精神，但在这一事件中，“‘知情权’这一观念实际上关涉的是对人们的想象所做的讽刺性操纵，那些支离破碎、易于消费的窥视癖式的流言蜚语，被重新铸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真相的重大部分”。富瑞迪批评某些高水准报纸对维基泄密的赞誉，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企图，将窥视癖变为一种美德”，透露出“当代公共生活的道德与文化规范”的危机。
美国知识界的重要刊物《新共和》在其网站上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大量评论，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196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领袖吉特林（Todd Gitlin）最为活跃。他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联署公开信上签名，抗议司法部依据《反间谍法》对阿桑奇展开调查和起诉的动议。但吉特林也对外交电文的泄密事件提出批评，指责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外交，而有外交就会有机密。阿桑奇的方式“不是主张应该向国家施压去改进它做得很差的地方，而是主张国家就不应该存在”。吉特林的文章遭到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的反驳，彼此发生了多个回合的交锋。格林沃德是美国的宪法律师、政论作家以及著名网络杂志“沙龙”（Salon）的主要作者，也在公共讨论中成为维基泄密最强劲的辩护者之一。他特别反驳了那种最流行的批评：维基泄密不加区别地将海量机密信息“倾倒”在网络上，这只是追求暴露的轰动效应，而实际上对改变强权与腐败的政治无所作为。格林沃德引用事实指出，所谓“不加区别的泄密”完全是误传，维基泄密至今只是有选择地发布了所掌握的文件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与欧美五大报刊（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明镜》、法国《世界报》和西班牙《国家报》）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专业人员介入了筛选和编辑的过程，包括为保护个人隐私而做的必要删节。就反抗密谋政治的目标而论，阿桑奇的确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并不具有制止战争的职责和能力。的确，维基泄密仅仅做了一部分而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但这能构成指责它的理由吗？
新技术时代正在展开其超出人们想象的可能性：一种非国家的、个人的组织能够形成以弱制强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这可以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攻击，也可以表现为民主性的力量。维基泄密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与改进之处，却代表了对权力和信息垄断的颠覆，对密谋政治的挑衅。这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胁，它挑战的目标甚至不只是国家，而是针对一切有权势的机构（“美洲银行”已经成为下一个解密目标）。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也许，在一个新技术与民主化的时代，强势者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来自公民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