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長平
高瑜是獲得國際新聞獎數量最多、級別最高的中國記者，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自由金筆獎」、記者無國界新聞獎、全球20世紀的新聞自由英雄獎以及兩次獲得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新聞勇氣獎”。但是，她在中國的知名度並不高，國內媒體和網絡上很少見到她的名字。這不僅因為她於1989年及1994年兩度入獄，又於2014年再次被捕，是一個敏感人物；更因為她近年來寫作的內容，大多涉及高層政治內幕，國內媒體和網絡避之猶恐不及。
另外一個原因是，在西方記者中，高瑜的寫作也存在爭議。按照新聞專業主義的標準，所有的消息都應該寫出來源。對於不便透露來源的，也要寫上“據不願公開姓名的知情者透露”等等。高瑜的很多文章中，重要消息都不能透露來源，依照這種寫法，滿篇都是此類說明，讀起來將會非常奇怪。如果不能找到任何可以公開的消息源，西方記者大多會選擇放棄報道。但是高瑜確信這些消息的真實性，更知道公開它們的重要性，說與不說對她來說無需猶豫，別無選擇。在文本上，她索性省略了交代無可交代的消息源，直接敘述和分析。
這是專制政權的黑幕政治給專業記者制造的困境。無論以什麽理由妨礙報道和傳播，都是專制者想要達到的目的。高瑜以她的個人信用和莫大的勇氣，睥睨一切地跨越了這個困境。事實上，很多勇敢的西方記者也不得不采用通篇無法交代消息源的方式報道專制政治的內幕，但是很少有人敢於像她這樣長期堅持。她在二十五年內三次深陷囹圄，兩次都以「泄漏國家秘密」入罪，足見這種寫作的風險。
新聞專業主義給出的規則，確保了新聞的可信度和流程化生產，對新聞業的發展功不可沒。但是，它同時也是一種精英控制模式，層層把關的專業障礙限制了普通民眾的發言機會，對權威消息源的追求更制造了不平等的話語權。基於互聯網的個人媒體，對新聞專業主義帶來了挑戰。尤其是在言論控制的專制社會，傳統媒體視為「謠言」的消息不脛而走。近年來，關於中國政權的網絡「謠言」，一再被證明是事實；而來自外交部等機構的「權威」信息，則總是被發現是赤裸裸的謊言。高瑜的寫作，無疑給網絡帶來更多的福音。至少，作者確信真實而重要，但無法公開來源的信息，交給開放的言論空間討論，顯然利大有弊。
據稱為高瑜定罪的的文件，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題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簡稱9號文件。它關系到國人思想和言論自由，而且是一個「通報」，根本就不應該保密，也無法真正保密，因為它要求各級宣傳部門「全面貫徹」。這份出臺於2013年4月的文件下發到最基層官員，文件概要在包括《遼源日報》、《鹹陽日報》等地方報紙上都作了介紹，媒體還報道了各地學習體會。高瑜勇敢地在文章中批評了這份文件，但是沒有理由稱之為「泄漏國家秘密」。
政府不以「造謠」給高瑜定罪，除了「泄密」罪罰更重以外，也是對高瑜批評高層內幕的一個肯定。它證實了這些文件的真實性，也證明了它們的重要性。一個關心中國政治走勢的記者和評論人，當然不能視若無睹。
近年來中國的所有政治犯，事實上都以言論罪入刑。它不僅將當事人在媒體和網絡上發表的言論套上各種荒唐的罪名，而且通過虐待和威脅強迫一些當事人在電視上自證其罪。高瑜的勇敢還在於，她是少有的敢於推翻電視「認罪」的受審者。據介紹，高瑜稱在央視「認罪」，是當局以她的兒子為人質之後，不得不做的違心之舉。她已經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官不采用這些非法獲取的證據。她以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揭開了中國當局言論罪的又一道黑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