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抗爭基地到工場合作社
從雅加達上(中國產)高鐵入萬隆,我記不起這是十年前一度來過的城市。雖然這是我第三次到埗,但每次都是匆匆而過,從沒想過去來一整個月。還記得十年前路上全都是官方提醒人們萬隆會議六十周年的旗幟,當時我還不知道那是什麼,就被左翼青年帶上了南部的山頭,去看佔地建村的農民抗爭。
這一次我沒有上農村,一直留在市區。首先接待我的朋友是Rizal,我們早在2018年就在香港認識。那年,他在一個香港NGO實習,正好遇上海麗邨工人的罷工。我們算是同代人,但他是90後。他是印尼大學的畢業生,是典型自學生時代起就活躍在左翼運動的進步青年,現在已是某種「老鬼」。他專研棕梠種植園的勞工問題,讀書時到園區裏待著做組織和調查,現在已經領著一個NGO網絡持續關注議題。
我認識的印尼左翼組織個個都是粗生的田野考察專精分子,雖然他們的履歷未必有什麼博士函頭。每次聽他們的分享,你不會抄筆記,但總是獲益良多。夜話往往由一場示威講到印尼是不是一個軍人國家。我總私心地覺得人家的「田野」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