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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弟開心地彈著琴,家姐向媽媽投訴說:「媽咪,弟弟侵犯我既版權呀!」
媽媽勸導弟弟說:「你咁樣做係唔啱架……」

這個政府宣傳片,相信大家印象深刻:小弟弟快快樂樂的彈奏,被姐姐保護版權的意識打斷了,再由媽媽的教誨作結。

版權 (Copyright) 本來的意思是作者賦予其他人複製流通作品的權利/協議,right to copy。可是,我們現在對版權的理解,卻變成一種限制流通的權力:「版權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保留該作品的所有權利。

當姐姐堅持自己的作品是「版權所有」,弟弟不能隨意彈奏姐姐的曲調,亦不能修改或延續該創作。姐姐也許保護了自己的版權,但她大概不會得到弟弟的尊重和欣賞,更窒礙了弟弟培養藝術和創作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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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is law’s oxymoronic invention."
Jerold S. Kayden
Professor, Co-chair and Programme Director,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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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於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後把一切留諸後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前朝留下來的紀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後人對前人的責任,「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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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的人提到歷史檔案,想起的會是一座碩大無朋的檔案大樓、無窮無盡的檔案架、檔案員在蚊子咬也聽得見的閱讀室內遞上發黃的舊檔案。那是令人得着安慰的地方,電影《竊聽者》末尾,劇作家男主角在東德政府倒台後到德國檔案處翻查救他一命的竊聽者的身份──縱使過去如何令人不堪回首,縱使公義有時無法伸張,起碼,起碼檔案仍在。在香港提起歷史檔案,腦海裏浮起的卻是一幕又一幕銷毀的畫面:想起二戰時日軍幾乎毀盡了所有戰前政府檔案﹝看一九四七年立法會會議紀錄,第二六七頁開始﹞;想起政府部門因為沒有《檔案法》約束,任意將檔案送給廢紙回收商;也想起現在的特區班子做事,有時根本連檔案也不開立,沒有檔案也無所謂銷毀。香港的歷史檔案管理,居然快要接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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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Franciso de Goya (1798):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來自這裡(維基百科)

『批判』與主流踐行

『批判』一詞,實在太流行了,就像長久以來的『愛國論』、『和諧社會』、『理性討論』等詞彚,容不下一點討論的空間,遑論異議。作為一位半職教書佬,一方面俾錢讀書拿一張通識教師文憑,另一方面卻感到自己和『通識科』的距離越來越遠。我既不擅於急才辭令,近來更欠缺了讀書時代敢於書寫的氣魄,他媽的俱往矣。容我有一點個人分享:不知道是自己走火入魔,還是因為通識教育中對『批判』一詞的現代主義理解確實普遍存在,使我一直飽受『浮躁』與『沈默』折磨。文武火交煎底下是否真的會為自己的思路與踐行開拓出新視域,我相信一切隨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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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被槍斃了的第十三期封面之一)

前按:在思考字花定位的時候,自覺受到去年年底另類媒體節的討論所影響,於是貼上來,希望大家能延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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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盤西多士捧到韓少功面前時,愛笑的他露出兔仔牙笑了,然後伸手拿着西多士的一角吃起來,像個饞嘴的小朋友。身為比涼粉還要強的韓粉(寒粉),馬上抓緊機會把「韓粉密碼」作為相認的紅玫瑰秀一秀,忙問〈火宅〉這篇很不「韓少功」、充滿了調侃、荒誕的早期短篇小說是怎麼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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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介紹,零八年年初開始替一名英國自由記者A做助手﹝fixer﹞,至今出了三次差,兩次去深圳,一次去山西。報道刊登於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和《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對不諳當地文字的駐外記者,fixer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可以說,一個好的fixer比一個好的記者更重要──他/她決定了報道質素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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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十三年,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藝術總監陳炳釗,選擇把德國劇作家海諾・穆勒(Heiner Müller)的經典劇作《哈姆雷特機器》( Hamletmachine,1977年)再度搬上舞台,取名《哈奈馬仙》,可謂饒有深意。「香港話劇團」曾經在1995年的《荒謬及後現代之夜》的節目中,推出穆勒的《哈姆雷特機器》,而陳炳釗正是當時的導演。時光荏苒,2008年,隨著全球化的大潮、本地知名劇團「劇場組合」轉型正名為「PIP文化產業」以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上馬,香港正式進入全面的文化產業化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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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忠」的幽靈如影隨形在回歸後特區翻雲覆雨,過去很多香港人重視的自由因而岌岌可危:火距傳送期間「不該」示威;李柱銘「不該」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藉奧運改善人權的文章;還有更早之前,那一「不該」落實普選的理由:一人一票無法保証可以選出北京信任、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

副局長的雙重國籍引發了又一場「效忠」問題的論爭,一系列攸關身份歸屬的措辭於是在空氣中來回往返:擁有另國戶藉就代表對香港不忠誠?停薪留職等如不作委身(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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