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感謝梁啟智兄今天告知當我在明報世紀版的文章刊登之日，在他出席的一個研討會上便有論者批評我寫藍屋歷史時「貶大歷史、褒小故事」的書寫方式，並認為大歷史與小故事應相互補足與並存。
面對這樣的批評，我有以下幾點回應：
第一，我從不否認在我書寫時，著實以居民的小故事為主，而藍屋的大歷史為次的方式來處理藍屋的歷史。而我亦認為：對我而言，這樣的選取是必要的，而且尤其是當這篇藍屋的文章是在大眾傳媒之中刊登的。這樣的選取是一個「政治立場」的表態和選擇。
若對藍屋近況有所認知的朋友，相信亦會知道藍屋現時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房協和巿建局的所謂「石水渠街保育／活化」的項目之下，藍屋的保育變成「留屋不留人」的「木乃伊」式保育，活生生的將那些仍然居住在藍屋的居民不給予原址居留的權利，只是把藍屋的「硬件（部份建築物）」保留，而將「軟件（居民）」趕走，並把一些很難與藍屋有實質和具體扣連的主題（茶？醫？）以及那些與現時藍屋居民生活抽離得很的「大歷史」、「大事件」（什麼華陀醫院、華陀廟云云）空降在未來的藍屋博物館中。
面對這樣的政治形勢，作為知識份子的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在能令大眾人士接觸得到的大眾媒體中把那些公眾鮮為得知的居民「生命小故事」呈現出來，讓公眾了解到真正令藍屋仍然生氣勃勃的元素是什麼！藍屋的大歷史和大事件不是不要說，也不是不可說，只是當我可以預視當權者在日後亦會把這些大歷史和大事件加以挪用和宣傳，我又何需多此一舉。始終，會說和會挪用「大歷史」的人多得的是；反之，用心傾聽和發掘「小故事」的人卻是小數。
第二，其實在我選取以口述歷史的方式來對藍屋的過去作出探討時，這種研究方法便已經有其內在的政治取向。口述歷史作為一種書寫歷史的方法，其實是一種運動───一種「從下而上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運動───用以抗拒一直以來歷史都是大人物和只是關乎帝王將相的歷史。在歷史的長河中，社會不單是屬於當權者的，還是屬於人民的。假若我們要去了解我們身處社會的過去，我們便必須要從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發掘、去感受和去了解。藍屋沒有陳伯的義學歲月、李生的日治童年生活和任生的求神茶經歷，有的只是「沒有主體」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