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育成（低碳想創坊研究員）
今年2023年是可持續發展議程2030和巴黎氣候協議這兩個重要國際進程的里程碑，亦是檢討過去行動成效的關鍵時刻。眼前全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氣候和可持續發展危機，兩者密不可分，威脅著人類的未來，例如突如其來的洪水，持續不斷的熱浪，風災也發生在不常出現的地方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樣受災，而本來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更要面臨經常出現的糧食和缺水危機。
另一方面，大部分可持續發展目標（SDG）進展緩慢，貧窮、衛生健康和教育等目前仍嚴重滯後，到2030年可能無法實現目標。溫室氣體排放可能導致全球氣溫在2028年突破1.5度的危險界線，引發更多災難。發達國家提供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資金在2020年僅達到833億美元，而未達到他們每年一千億美元的承諾，當中超過九成都是貸款而非捐贈，未能惠及最受氣候影響的國家，加劇了全球不平等。然而，持續的政治分歧和龐大的資金缺口窒礙了問題的解決。儘管過去一段時間兩者都取得一些進展，但進展遠遠不足以應對這兩個全球性危機。
氣候和發展資金缺口促使人們思考重構金融體系
為此，在上週結束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HLPF 2023）別具意義，是時機讓我們檢討氣候和可持續發展進展緩慢的成因，找出解決方案。我們更關注發達國家的領袖是否拿出勇氣承擔責任，財務上支援發展中國家的氣候和可持續發展行動。然而，高級別政治論壇揭露了全球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仍存在重大差距。根據聯合國秘書長的報告，目前我們只能夠實現12%的目標，主要由於缺乏資金，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相關政策仍未能惠及最脆弱群體。在能源（SDG7）方面，HLPF強調過去取得的一些進展，然而仍未能普及可負擔、可靠和可持續的能源供應，可再生能源的分佈仍不平衡。非洲更面臨困難，推動潔淨能源和煮食的進展仍緩慢。即使發展中國家可再生能源融資和投資成本已經下降，然而脆弱國家得到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仍遠低於他們應得的。
龐大的資金缺口阻礙了整合氣候和可持續發展進程，迫使各國領袖重新思考全球金融體系。根據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2015年以來，氣候資金流量增長了三倍，到2021年達到7830億美元，其中超過四分之三的資金卻流向中高收入國家，忽略了脆弱國家。同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亦在論壇前發表的最新評估數據，發展中國家每年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資金短缺超過四萬億美元。單單是可再生能源基礎建設，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約一萬七千億美元，然而2022年的清潔能源投資僅達到了五千四百四十億美元。
一份由加拿大智庫組織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發表的分析更指出，一些發達國家將現有的發展援助算入氣候資金承諾中。這種做法一方面可能誇大了對氣候行動的真實，亦同時意味扣減了對發展中國家其他發展領域如醫療、教育和減貧等海外發展援助資金，令人擔憂。面對後新冠疫情經濟、武裝衝突不斷和極端天氣加劇等全球危機，氣候災難正摧毀了脆弱群體的生計和基礎設施，抹煞了過去在推進發展上的努力。
與此同時，相當大的私人資本潛力卻仍未被開發，主要是由於公共和私人金融機構慣於尋求短期回報以及規避風險。世界仍需要具勇氣的領袖，願意消除投資氣候適應及公義轉型，甚至從根本上改革全球金融體系，而不是作出小修小補。混合公共和私人金融工具，同時承保和分擔氣候風險，都是改革金融體系的第一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之間建立互利的融資夥伴關係，亦有助促進可持續、公平的解決方案。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持續分歧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關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政治辯論，持續阻礙著整合氣候和發展行動的進展，以及氣候行動融資。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亦正在爭取發達國家承諾的氣候融資和損失與損害資金，用於援助受災的脆弱社群。
例如，今年第28屆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8）主席最近向各締約國發表了公開信，誓言要加快能源轉型，提供氣候融資，及推動如衛生健康和糧食安全等相關方案。然而，他的東道國國營化石燃料企業的領導身份，令人懷疑他作為氣候談判東道主的公正性。發展中國家要求加快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但強大的化石燃料遊說團體對能源轉型持續抗拒，限制了氣候行動的雄心，影響相關的政策制定。
這些方面的分歧妨礙了國際合作。發達國家未能履行每年一千億美元的氣候融資承諾，進一步損害了國際社會的信任。除非能進行坦誠對話，並提出具體行動，特別是在融資方面，建立相互理解，否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分裂將繼續下去。
氣候行動與可持續發展的協調動力
儘管存在諸多挑戰，高級別政治論壇逐漸形成了整合氣候和發展行動方案的動力和氣氛。高級政治論壇特別撥出一天舉辦座談會，討論氣候與可持續發展的協同行動，肯定了它們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係。各國領袖呼籲各方持份者攜手合作，實現公義轉型，制定堅實的政策，並將資金投向脆弱社區。根據2023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進展報告，知識和數字鴻溝，預算上的限制和針對脆弱群體的融資缺口仍然存在。
氣候行動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協同效益逐漸受到認同。例如，可再生能源轉型有助提高電力覆蓋範圍、創造就業、減少室內空氣污染並增強氣候復原力。可持續交通有助實現減碳，同時提高能源覆蓋範圍和分配公正。生態系統恢復可以增強氣候復原力、生物多樣性和社區經濟。循環經濟可以減少排放和廢物，同時推進可持續生產和消費。
要把握這些兩者的協同效應，需要堅實的分析、多方持份者攜手合作，和具針對性的融資。雖然兩者仍然存在缺乏知識、能力和信任等挑戰，建立知識分享平台，可以幫助評估不同界別之間的相互聯繫，尋找具效益的融資機會。平等、共融和環境可持續性亦必須成為氣候和可持續發展融資的指導原則，將資金引導到有利於最貧困人群的解決方案。像氣候適應債券和碳交易等融資創新工具，有助開拓私人資本潛力。例如，國際可再生能源協會(IRENA)發起的行動聯盟，匯聚了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持份者，協助更多人取得能源。此類跨界合作夥伴，可以協調資源、技術和知識，實現協同效應。
發達城市的策略定位
另一方面，發達城市藉其專業知識、技術和融資能力，是有能力促進發展中國家推動氣候適應。像香港和新加坡這樣的發達城市，在綠色金融和基礎設施等領域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可以幫助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走向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城市既是氣候減緩和適應知識的中心，亦是政策蘊釀和創新中心，在氣候和可持續發展領域中具策略性位置。特別是發達城市擁有強大的資源、影響力和問責機制，可以賦予發展中國家能力，實現氣候復原力、零排放發展道路。
舉例說，香港在綠色債券方面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有利促進區域可持續投資融資。政府和銀行都利用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發行綠色債券。通過傳授知識，香港可以擴大綠色債券規模，為受到氣候影響的其他亞洲城市籌集氣候適應資金，有助填補亞洲每年250億美元氣候適應投資缺口。同樣，新加坡可以在鄰近的發展中國家建立減排和氣候復原方面的能力。雖然新加坡仍需要進一步探討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融資的實際作用，但它可以利用財務實力和碳交易知識，提高發展中國家能力。擴大風險投資保險、適應資金和碳市場參與可以擴大地區氣候行動。
發達城市還可以開創公私合作和南南或南北合作，為低碳、具復原力的發展提供解決方案和融資。它們還可以在發展中國家複制可持續城市發展模式，促進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互惠互利的合作，而不是單純依賴援助和捐贈。隨著全球領袖努力應對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行動的兩大挑戰，發達城市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關鍵。它們可以幫助填補氣候融資缺口，支持技術轉型，並為可持續發展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把握2023年的關鍵機遇
展望未來，聯合國秘書長和各國代表在高級別政治論壇上，呼籲針對那些發展中國家制定緊急的轉型政策和投資，以及在即將舉行的多個聯合國峰會上，推進2030年前將可持續發展目標重新拉回正軌。為了在2030年達成目標，必須通過增加融資、消除化石燃料的補貼、實施碳定價和加強國際合作等措施，加快可再生能源轉型。而優先考慮性別平等和區域合作夥伴關係，也是實現公義轉型的關鍵。要迅速推動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擴展至關重要，我們需要各國提出具體的建議和切實可行的方案，提高政治動員力和加快集體行動，特別是在像非洲這樣的最不發達地區。
高級別政治論壇亦強調要創造和把握機遇，例如加強多邊合作夥伴關係，通過監察來增強問責性，推動國家和地方具體行動計劃。發達國家必須將氣候公義的口號落實到對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和具規模的支援行動，包括財務、技術轉移和能力建設等方面。我們應優先考慮增強最易受氣候影響社區的復原力，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進行政策改革，促進透明、問責和具執行力的機構，實現國際支持的可持續發展。而氣候公義的原則必須成為全球南北合作的基礎。發達城市可以利用知識、技術和融資，成為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支柱。他們必須積極動用自身的資源和影響力，促進貧窮國家實現氣候復原力和公義轉型。發達城市認識到自身的作用，可以幫助加速氣候公義的實現。
高級別政治論壇的談判尚未結束。今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可持續發展目標峰會和氣候雄心峰會，以及11月的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都是檢討過去教訓，對未來作出新的承諾、展開新的合作關係和項目融資等方面的重大機會。
總而言之，此刻正是實現整合氣候和發展進程的時候。由於政治分歧、融資缺口和短期思維，世界在氣候和可持續發展進展上嚴重落後。然而，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氣候變化的關鍵問題是密不可分，圍繞著氣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協同作用正在形成。發達城市具有獨特的優勢，可以促進全球整合進程，縮窄分歧，但這需要有力的領導力，拒絕孤立和隔閡，建立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信任和互利的合作夥伴關係。我們的共同未來取決於發達國家和城市承擔這歷史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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