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外賣程式車手及快遞聯盟(App Drivers & Couriers Union) 是一個英國工會，代表食品配送和打車服務這類零工經濟中的工人。 2021 年 2 月，ADCU 在英國最高法院針對 Uber 的長達 6 年的法庭案件中勝訴，該案正式將 Uber 司機歸類為僱員，而非個體經營的承包商。ADCU 還與優步和拼車公司 Ola Cabs 競爭，並在荷蘭贏得了一場法庭訴訟，要求這些公司在處理和管理司機個人數據方面更加透明。
由 Uber 和 Deliveroo 等跨國公司主導的外賣和叫車服務，早已成爲跨國經濟。ADCU 支持最近香港的 Foodpanda 外賣騎手自組織罷工，以確保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公平待遇。
我採訪了 ADCU 主席 Yaseen Aslam、秘書長 James Farrar 和成員 Philip To，以了解他們如何協助英國送遞員爭取改善工作條件和工人權利方面的經驗。
(中文版譯者：陳怡)
問：送遞員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
答： 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故事。對於Uber、Deliveroo 和Foodpanda 等公司來說，他們的商業模式是建基於對勞動力的剝削上的。發達國家送餐服務靠的是移民工人和基層。在英國，雖然我們有勞動法和保護措施，但像Uber 這樣的公司卻可以不守法，對整個法律制度來說是諷刺。這意味著工人必須參加抗爭運動，挑戰不公正的現象。
例如，2015 年，我們的工會，外賣程式車手及快遞聯盟（App Drivers & Couriers Union，簡稱ADCU）將Uber告上法庭。我們在最高法院獲勝。即使我們贏了，Uber也沒有100%遵守法院的裁決，所以抗爭活動仍在繼續。
送遞員面臨很多問題，例如被不公平地撤銷他們的工作帳戶、被解僱機器人自動解僱、面部識別技術不准確、薪酬條件差，總之各類問題都有。幾乎（管理上）所有東西都有根本性的缺陷。
香港工人面對的情況是完全一樣的。工人可能身處不同國家，但抗爭是完全一樣的。好吧，不完全是，香港工人在集會和抗議的權利方面有更多限制。他們的抗爭要艱難得多。我們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
我們也是應用程序運輸工人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簡稱IAATW）的一部分，來自23個不同國家的成員，從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到馬來西亞和印尼。目前，它在香港沒有任何成員。我們確認，在全球範圍內針對這些公司的，都是同一場鬥爭，因爲這些公司都想壓榨工人。
疫情期間，Uber 將英國的司機薪酬定價結構更改為固定價格，之前是根據實際行駛的時間和距離計算的。這對司機很不利，因為在這種定價結構下，Uber 不會計算到達目的地的最佳路線，也忽略了時間和交通等道路因素。它們也沒有考慮乘客可能想在路程中增加停頓點，例如ATM 或街角商店。這讓司機承擔了路程中很大的風險和所有的責任，也減少了司機和客戶更少的路程靈活性。路程中，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例如司機可能想去其他地方或進行額外的停留。Uber 沒有考慮到這一點。這種進一步的剝削在疫情期間發生。現在所有其他公司，如 Bolt 和 Free Now 都步上了Uber的後塵，做同樣的事情，設定固定價格，這最終對司機和客戶來說都是雙輸。
剝削，就是他們得商業模式的重要一環。想想看Uber讓司機上路的成本是多少？是零。擁有和維護汽車或車輛保險的財務風險全都由司機承擔，而不是Uber。
這些公司將全部責任轉嫁到工人身上。對於來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司機來說，一開始很好：你賺了很多錢，Uber 鼓勵司機買一輛新車或摩托車，告訴你會繼續賺這麼多。但是，一旦他們開始降低價格和增加佣金，問題就開始出現了，司機的收入就受損了。
我認為零工經濟的真正問題歸結於工作時間上。這些公司希望他們的員工能夠有效地按件計算工作。在我們的案例中，法院裁定我們在平台上的所有時間都是在工作，這意味著我們應該賺取時薪而不是按件計算。但這些平台在即時性的基礎上相互競爭。你打開應用程序就可以在幾分鐘內在找到一輛Uber。這只能通過對工人的剝削來實現——讓很多司機待命卻沒有得到報酬。
在紐約，有一項[關於程式司機]的研究表明，大約40%司機的工作時間花在閒置和等待工作上。這是一種人力資本低效使用的高度剝削——你在工作卻沒有得到報酬。司機待命對Uber 來說是好事，因為這意味著有很多司機隨時待命接載乘客，才能快速響應客人的召喚，但這是在剝削司機。在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之前，零工經濟也不會得到解決。
現今突然出現的超市快遞服務——15分鐘內把雜貨送到你家門口——這只有當大量的人永久待命、卻無報酬時，才有可能做到。
其實有更好的方式提供送貨和的士服務。例如，想想飛機師，如果首席飛機師生病或發生其他事情，總會有幾名機組人員待命，而待命是有酬的。為什麼我們司機卻不可以呢？
有一個明顯的矛盾點，這些公司說他們是電腦和有關技術的專家，擅於優化工作安排。如果他們真的是專家，那麼他們為什麼不能以一種不剝削的方式優化道路上的司機數量？答案是他們不想，雖然他們可以很輕易地優化道路上的司機數量。
這類工種在全世界都涉及兩個重要問題——待命時間和工作時間。但英國還有另外兩個重要的特有問題。首先是工人身份。我們為送貨員爭取並贏得了「工人」地位。這是就業的最底層——你仍然是個體戶，但你有一些工人的權利。在法律上，這叫做B類工人。（參看這個連結）但現實是，一旦我們作為工人享有了更多權利，Uber 就要將其收入的13%或14%繳納國民保險。這對他們來說非常昂貴。此外，我們在工作滿2年後就有權利反對解僱。當然，Uber 不希望這樣。他們希望能夠隨意解僱你，而不是給你工作，更不想繳交13%或14%的國民保險。
Uber 也不想支付我們的車輛、擁堵費、燃料、司機保險等所有費用。
國民保險也存在著人口定時炸彈的問題。有很多人沒有供養老金。國民保險是專門為國民健康系統服務的。如果缺少可以供養老金和保險的人，那麼國家衛生系統就沒有足夠的資金。
英國獨有的第二個問題是消費稅。Uber告訴投資者，如果他們在最高法院敗訴，將需要為每件交易支付20%的消費稅。但Uber仍然沒有這樣做，他們欠稅的金額可能在3-50億英鎊之間。因此，我們將回到高等法院（繼續法律程序），因為Uber要提出新的法律程序，使他們更難被徵稅。
問：請問你們工會的首要任務是什麼？
答：我們代表零工。我們為工人權利而戰。我們希望獲得更高的報酬——實行每英里2英鎊的里程費率，並將公司的佣金限制在15%。我們希望在解僱程序中享有公平的程序，並希望倫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等政府監管機構將ADCU視為利益相關者，好讓我們能夠派代表參加有關政策決定的會議，如同Uber和其他類似公司列席一樣。我們想要更大的話語權。就像議會般，議員代表的是他們的選民，人民才是能夠遊說部長做出重要決定的大老闆。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Uber在工黨會議上獲得了席位。他們有錢進入這些會議。從政之人本應追究那些不遵守法律的公司，但現在這些政客居然讓這些公司派人來游說自己。整個制度都被操弄，一一釐清很難。
我父親於1960年代從巴基斯坦來到英國。當時，工黨很棒，它支持移民和工人權。現在我問自己，工黨是否真的是工人的黨，還是只是另一個保守黨。同時，我們看到全不對徑的人加入工黨。我們所看到的是，大學畢業後富有的學生想要發起革命，與體制作鬥爭，但他們拿的是別人的生命在做賭注。比如說我在香港，我呼籲Food Panda 工人罷工。但要承擔罷工風險的是工人，不是我。如果你讓不對徑的人做決定，他們不知道風險而又真的做錯了，這可能會對勞工運動造成很大的損害。例如，他們最終讓所有工人被捕，可想而知，這會讓人們將來不敢出來捍衛權利。我們看到的更多是這樣的情況，非工人出身的領導人，以高人一等的姿態對待工人的福祉。
香港的Food Panda罷工由移工自主組織起來進行工業行動，他們應該獲得讚揚。罷工並不容易。對於他們來說，罷工意味著他們每天都在失去收入，他們的家人也因此受苦。工人面對的問題是，罷工能持續多久。在某些階段，罷工必須中斷，工人必須回去繼續養家糊口。
經常盤算收入夠不夠的人，不能每天都加入糾察隊。工人的即時利益，個人利益，與全體工人的長期集體利益之間必須取得平衡。工人要想有所收穫，就需要奮鬥和犧牲。看看紐約的士工人聯盟（New York Taxi Workers Alliance）——他們罷工了 46 天，包括持續 絕食了15 天。他們繼續罷工，自願忍受飢餓，希望能免除債務，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絕食，因為別無選擇。有些司機絕望地自殺了，因為他們背負了數十萬美元的債務，不得不用畢生的時間來清還。
問題是，他們需要堅持罷工多久？罷工就像一場戰爭。在他們成功爭取到權利之前，需要犧牲多少？紐約的士工人聯盟罷工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犧牲生計和性命。他們不願意放棄。我的意思是，工人是可以獲勝的，就像我們戰勝了Uber 一樣。這需要多年的努力，更需要工人的高度團結。但工人必須罷工。工人們需要的是人們支持他們，而不是領導他們。
問：送餐員如何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
答：早在2014年或2015年，ADCU 剛成立的時候，人們就說他們是很難組織起來的。公司過去常編造一個說法，這個行業市場很小，崗位也只是兼職工作。他們不想讓人們思考太多。
但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開的士或送餐是一份全職工作。這和大學生偶爾送送披薩是不一樣的。科技改變了一些事情——你通過應用程序接單或收錢——但這是一份全職工作。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這些平台依賴的是移民群體作為勞動力，那些迫切需要工作和機會的人。一旦接受了這樣的工作和機會，就好像利劍架頸你要付贖金。這些公司利用“自由和靈活性”之類的詞匯並鼓吹你是“自己做老闆”。但實際是，你被剝奪了作為工人的所有法定權利。這是一種以剝削勞動力來實現增長為前提的商業模式。對於Uber，他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司機湧入平台，隨著系統中司機數量的增加，就可以降低收費，從而吸引更多的客戶。這是一場比賤競爭，結果是司機處於經濟不穩定的狀態——他們不知道一天下來可以賺到5磅還是50磅。
請記住，這些是跨國企業。我們本質上並不反平台，反Uber，或反Food Panda。我們認為這項技術很棒，但它正在剝削工人，所以需要有限度。Uber 曾經是一家好棒的公司，他們過去給予很好的薪酬。曾經，在Uber工作是非常吸引的。但是，他們目前的增長模式——剝削工人並剝奪他們的權利——這不是我們該走的路。
香港Uber 推出了一項功能，客人可使用該應用程序來呼叫的士，而不是Uber司機。車費都是Uber 提前計算的，不是按照的士的計價器。的士司機將他們透過Uber 賺取的收費與一般收費作比較，結果發現他們透過Uber 賺取的收入少得多。
在組織司機時遇到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每個月在哈克尼華人社區服務中心舉行定期會議。這是我們的強項，我們招引進來的司機也會把他們認識的司機也帶進來。這些會議的優勢在於始終如一、定期，且不放棄。與此同時，它也和有關社區携手合作。我們把來自不同社區且通常不會交集在一起的工人整合起來了，ADCU 中有土耳其人、索馬里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和華人。你必須與來自不同社區的人們建立聯繫，為此你必須克服種族偏見。
另一個重點是口耳相傳。我們招攬成員的主要方式是口耳相傳和人際互動，包括在街上和其他司機碰面，或者在他們排隊等候工作時上前遊說。
問：為什麼要加入工會？
答：因為ADCU會幫助你。例如，如果你被Uber取消了平台賬戶，還有可能被倫敦交通局吊銷駕照，這很複雜，最終可能導致你失去生計並留下犯罪記錄。若有個別工人遇到麻煩，工會會介入處理合法工作。工人不必單獨處理問題，而是有工會和工會成員的支持和資源。
同時，作為工會成員，我們必須確保大家在同一方向，為同一事業而戰。我們都想賺錢，並且盡可能減少障礙。像Uber、Bolt或Ola 這樣的公司拒絕遵守法律，令我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這些公司都很有錢。作為個別司機，與這些公司鬥爭並不容易。例如，Uber 決定將我們的案件一路拖到英國最高法院。我們之所以可以戰勝Uber，不是通過法庭上的戰鬥本身取得的，而是許多其他行動，包括遊說政客、發起工業行動和抗議。即使在裁決之後，我們也對Uber 發起了罷工，因為他們不遵守裁決。你需要混合使用不同的策略。你需要工會成員的支持和集體力量來維持長期的抗爭活動，同時也需要律師、政治人物、社運份子和其他組織的支持。
問：ADCU 對世界各地面臨類似挑戰的其他送餐員有什麼建議？
答：爭取工人權利沒有秘笈。最重要的是保持一致和團結，忠於你的堅持。這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但重要的是，運動要由工人來運作和掌控。工會的運作必須完全透明。在 ADCU，我們是一個由工人發起、工人領導、完全由工人資助的運動。然而，一些較大的工會更像公司，做決定的往往不是普通員工。有些工會像非政府組織一樣運作，嚴重依賴外部來源的資金。我不認為這樣有可持續性。工會需要能夠自主地發展和維持。
真的，沒有簡單的答案。香港Food Panda 罷工有一個明確的原因，他們深有感觸。這一切都取決於工人是否願意站出來為變革而鬥爭，因為現實情況是，如果他們不團結起來抵制，這些公司將繼續越加剝削工人。
像Uber Eats這樣的公司在不同的國家採用相同的商業模式。ADCU在英國的抗爭是全球所有應用程序快遞員共同鬥爭的一部分——無論你走到哪裡，剝削的故事都是一樣的。我們需要與同一公司下面的各國同事們聯合起來，也就是Uber、Deliveroo或Delivery Hero等少數幾家公司。我們需要共同在全球範圍內與它們鬥爭，通過本地和國際層面的行動和團結運動，來共同對抗它們。
致香港Food Panda同仁，gayau ，gayau，gay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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