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記協主席鄭嘉如稱在2024年6月記協選舉前夕，被《華爾街日報》上司要求退選及辭任記協職務；同年7月，她當選主席後遭解僱。鄭提出私人檢控，指控《華爾街日報》母公司阻止僱員行使參與工會權利，以及非法解僱。案件今早裁決，主任裁判官張志偉裁定公司要求鄭嘉如在參選前向上司報備和申請「許可」的做法，侵犯員工行使《職工會條例》的權利，裁定罪成。然而，張官指鄭嘉如一方未能證明解僱的唯一可能是報復她當選記協主席，加上辯方稱公司正值「架構重組」，說法可能是真，裁定非法解僱罪名不成立。
主任裁判官張志偉花逾三小時宣讀完整裁決和結果。罪成後，辯方確記被告公司Dow Jones Publishing Co.沒有相關定罪紀錄。由於控辯雙方和裁判官的日程問題，案件將會押後至法庭另行通知，期間辯方將會書面提交求情理據，法庭再擇日處理判刑和訟費問題。散庭後，鄭嘉如與數名好友相擁。
代表鄭嘉如的資深大律師祁志
辯方申終止聆訊被拒 官指案件涉公眾利益
鄭嘉如一方提出兩項私人檢控控罪。首項控罪指被告作為鄭嘉如的僱主，於2024年6月21日至22日期間作出一項行為，旨在阻止或阻撓她行使根據《職工會條例》第332章下，成為已登記的職工會理事的權利，即要求鄭取得同意競選香港記者協會主席一職，而該申請將被拒絕；若鄭競選或擔任該職務，她將不會繼續受僱。另一項控罪指被告在2024年7月17日，因為僱員行使工會權利而終止其僱傭合約、懲罰或以其他方式歧視該僱員。
辯方在審訊期間，質疑鄭嘉如一方沒有披露她要求被告賠償相等於她4年薪金的300萬元，並稱鄭一方提出私人檢控的目的不當，指她並非為了尋求公義，只是藉此為手段，威迫被告重返談判桌及和解，屬濫用程序，並要求永久終止聆訊。
索償同時提私人檢控 官信鄭沒動機不良
主任裁判官張志偉裁決時指出，鄭嘉如可以在商討和解的同時，另外提出民事索償，至於300萬元金額是否合理，勞資審裁處自然會處理。對於辯方投訴鄭嘉如在電郵的言辭旨在脅迫賠償，張官表示不同意，他指電郵態度雖然顯得趕急，但目的只是就提出私人檢控的時間「劃線」。法庭信納鄭嘉如當時相信，當她向勞資審裁處投訴後，政府便會檢控，但事實是一直未有回音，因此鄭和律師團隊才會「劃線」。
另外，鄭嘉如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循法律途徑討回的她和記協聲譽受損的賠償，還希望被告就觸犯刑事條例負上相關責任，亦即循私人檢控能尋回公義。張官表示，兩項目的可以共存，並沒有顯示被告有不良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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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指勞工處律政司不檢控 原告別無他法下自行提告
張官又補充，應否循公訴檢控，本來是勞工處和律政司的決定，但當局遲遲未有決定，在有限的時間框架下，鄭一方別無選擇提出私人檢控，因此不認為電郵的言辭是威迫性質。張官又補充，鄭在作供時已明言，預計政府不會就檢控回應，因此已預備私人檢控，而事實上鄭在「限期」前，勞工處和律政司的確沒有檢控決定。張官總結，鄭嘉如一方提出私人檢控，並無存在不良動機。另一方面，張官指考慮到控罪的性質嚴重，從公眾利益的角度出發，法庭應該留有耐性聽取證供，不應過早終止聆訊，於是拒絕辯方終止聆訊的申請。
官信納鄭嘉如為誠實證人
就鄭嘉如的證供，張官表示全部接納，並裁定鄭是誠實可靠證人。她坦誠表示，300萬元索償並非參考任何案例，而是認為她和記協的聲譽共同受損。張官認為即使她未在記者會交代民事索償，也不影響其誠信，亦不構成「隱瞞」。鄭嘉如曾在作供時表示，很多企業利用和解支付賠償作為違法的「營運成本」，她拒絕該種做法，因此希望提出私人檢控，張官接納鄭嘉如的言行一致，相信她的目的並非只為金錢賠償，並相信她提出私人檢控，目的是為了尋求公義，希望杜絕不良僱主的行為。
辯方爭議與鄭嘉如之間的討論，不構成被告「經過計算」、「阻止鄭行使參選工會主席的權利」，又稱亞洲版編輯 Deborah Ball不是決策層，只是一名高級僱員，不反映更上層的決策意志，稱控方不能證明母公司阻止鄭行使權利。張官指，一間公司有如一個人體，除了依靠頭腦，還需要手、腳、眼、耳等器官維持運作，Deborah Ball與鄭嘉如之間的對話，正好直接反映Deborah Ball的心態（state of mind）。
官指亞洲版編輯反映決策層 不當限制鄭出選記協主席
張官遂詳細述Deborah Ball與鄭嘉如的錄音對話。他指Deborah Ball在知悉鄭嘉如打算參選記協主席後，指控鄭嘉如違反公司守則，又稱公司嚴格規管員工的外間活動，要求鄭早應在打算「舉手」參選時已向公司報備，並多次表示要與母公司高層和紐約的律師商討後續。張官指出，對話內容顯示母公司的決策直接透過Deborah Ball向鄭嘉如送達，Deborah Ball的行為反映了高層的決策，並非如辯方所稱Deborah Ball只是「高級僱員」不反映決策層意見。
案中的關鍵點，是公司要求「報備」或「申請許可」的做法，是否非法阻止鄭嘉如行使工會權利。張官指出，公司的守則只規管員工在辦公時間內的作為，如果活動涉及辦公時間外，公司無權要求員工「報備」，更遑論向公司申請「許可」。被告直認鄭嘉如的行為，不涉及辦公時間內，單純是認為「選記協主席」必須報備和申請。張官認為被告是錯誤引用公司的指引，又指如果公司要監管員工於非辦公時間的行為，等同干預員工的權利，相關的干預必定屬任意和不公平的，亦即妨礙員工行使《職工會條例》的合法權利。
官：公司無權干預員工辦公時間外活動
張官裁定，被告要求鄭嘉如在出選記協主席前須「報備」和申請「許可」的行為，唯一目的就是一種經過計算、阻礙鄭行使工會權利，換言之就是阻礙鄭出選記協主席的作為，裁定第一項傳票控罪罪成。
至於有關非法解僱的傳票，辯方曾提出質疑，指若有員工出任工會主席，是否等於有「免死金牌」，任何解僱都要被稱與工會主席「有關」；辯方又稱，控方唯一依據「非法解僱」的論點，是解僱與出任記協主席在同一個月內發生。辯方稱公司早於案發前已進行「架構重組」，並已通知一批員工在30日通知期後將解僱他們，而鄭的位置亦屬「重組」一部分，公司打算將資源集中在新加坡，並不打算就鄭的職位「重新招聘」，解僱後亦一直沒有「替補」。
就該點，張官表示同意辯方說法，鄭的職位流失或是「重組」的一部分，僱主本來就有權選擇一個月前通知解僱，或者即時告知解僱，兩樣都是合法之舉。鄭一方不能證明事前無通知的解僱，就等於「報復」鄭出選記協主席，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鄭是被非法解僱，因此裁定第二項傳票罪名不成立。
案件編號：ESS 35334、35335/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