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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社合作的假象:當中途宿舍成為無聲的守望者

醫社合作的假象:當中途宿舍成為無聲的守望者

無聲守望的夜


中途宿舍的工作,從來沒有掌聲,也沒有光環。更多時候,我們只是日復一日地面對無數破碎與掙扎。在這裡,歡笑與淚水交織:當患有精神病的舍友一點一滴地穩定、重拾希望時,那短暫的幸福足以抵銷所有疲憊,使我們相信「都是值得的」。

來到宿舍的人,總是被標注「精神狀態臨床穩定出院」。可是「出院紙」背後,往往是看不見的支離破碎:不會自理、不懂與人相處、沒有收入與固定住所;更有人隱藏著反覆自傷/自殺的念頭、難以控制的情緒爆發或藥物依從問題。很多時候,真正會讓一個人跌落深淵的,不是病房中簡短問診能看到的症狀,而是生活層級的微小變化:無法入眠、與舍友的摩擦,從忍耐至每日對峙、某件看似不足道的「小事」,卻成了觸發情緒的地雷。這些變化,是宿舍職員每天在日常相處中捕捉到的細節,是預防危機的第一道防線。

呼救無聲:現場觀察被忽略

然而,當我們向精神科醫生提出緊急關切時,等待的回應常是簡短而冷靜的:「覆診時病人無此表現。」或是病人入院幾天後,便被貼上「病情穩定」的標籤,然後被迅速送回宿舍。被推回來的,往往是未被妥善處理的焦慮、未解的藥物副作用、以及可能對舍友與社區造成的風險。我們十多位同工,面對數十位舍友的精神危機、暴力、甚至自傷威脅時,相比起醫院擁有完善的人手、保安和配套,我們是在赤手空拳地「拆彈」。說出來有點荒謬,卻又真真切切。

自2024年6月16日殘疾人士院舍修例以來,情勢更趨緊張。修例本意是提升服務質素、保障住客權利,但帶來的是繁重的守則與紀錄要求、人手缺口與成本壓力。醫院在床位緊張與管理壓力下,往往傾向加快病人出院;複雜個案回流到社區,由我們承接。

結果是:中途宿舍接收的個案數量與複雜度增加,但配套與人手未跟上,前線同工的壓力與危機處理的漏洞日益擴大。這種無力感,不僅來自於人力與資源的匱乏,更源於制度設計中的「話語權」失衡。

復元需要跨界合作,而非單方裁定

當醫護在出院與否上擁有絕對決定權,而宿舍職員的現場觀察被視為「非專業」或「可忽略」的意見,整個復元過程的連結就被破壞。復元不是醫生一人能完成的「神蹟」,它是跨專業、跨場域的協作:藥物調整、心理介入、日常生活支持、就業與社區融入,每一環都「牽一髮、動全身」。一旦任何一環被輕視,復元的道路就可能坍塌。

我們並非要求剝奪臨床專業的判斷,而是在呼籲一種平等且可操作的合作。具體而言,我們期望看到的是可以落地的改變:

*醫護與宿舍職員使用同一套風險評估工具,共同參與出院與轉介決策。
*在出院後頭4–8週建立過渡性共同管理期,由跨專業團隊頻密跟進,即時調整藥物與支援方案;及在獲病人同意下,設立快速轉介與共享紀錄機制。
*定期舉辦具實權的跨專業個案會議,並訂明回覆時限(例如宿舍提出延長觀察或短期重返醫院建議,精神科醫護需在72小時內回應)。

這些改變並非誇張,卻能把「穩定」二字還回給努力復元的人,而不是只存在於病歷上的「安全標籤」。

前線的真實困境

中途宿舍的困境,是具體而真實的:缺乏全天候臨床監察的能力、危機介入與藥物副作用識別的培訓不足、與醫院之間資訊不對稱,以及社區資源分布不均。當危機來臨,我們常只能依靠有限的同工或外援(例如警察或急症服務),結果是職員耗盡心力、病人反覆的入院及引發「社區炸彈」事件。更令人痛心的是,這一切本可避免:只要制度願意與我們一同承擔責任,給予我們應有的發言權與支持。我們的訴求簡單而堅定:讓醫社合作不再只是標語,而成為可被檢驗與執行的操作流程。

一個被聽見的機會


最後要說的是:我們不是「只是院舍的人」。我們是每天守在這些脆弱生命旁的人,是在夜深人靜時聽見低語、察覺細微改變、默默打電話求援的人。給我們一個被聽見的機會,給這個系統一個能回應的架構。若再讓沉默成為常態,受傷的將不只是那些試圖復元的人,也將是整個社區的良知與安全。改變,從現在開始;讓我們不再只是無聲的守望者,而是真正的合作夥伴。

作者署名為「一眾中途宿舍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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