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窄路微塵》在亞洲電影節首映那晚，負責配樂的黃衍仁去看了，隔着螢幕看導演林森的越洋視像訪談。回家之後，他在臉書寫下：「我初中就上林森屋企玩了，然後跳接下個 shot，就係今晚，我地合作完成左一套港產片，我地都無做對唔住自己所愛嘅事。」
一個月後的金馬獎頒獎典禮，黃衍仁憑《窄路微塵》獲得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宣佈結果那刻，林森緊緊擁抱他，看起來比他還要激動。「謝謝導演林森，二十多年的朋友，我們一起玩音樂，一起長大」，黃衍仁咧嘴笑了，台下的林森眼泛淚光、不住點頭。
自小去圖書館借唱片、到林森家一起聽歌看戲、一起夾 band，是黃衍仁接觸音樂與電影的起點。後來林森向電影發展，黃衍仁則仍舊拿着結他和合成器，為劇場和獨立短片配樂，也在社會運動的啟發下，寫下一首首回應時代、沉澱思緒的歌曲。
從沒刻意追求大眾認同，甚至玩了多年音樂也未必為人所認識，黃衍仁說，這次得到肯定和支持固然開心，但更重要的是，「你咪就係一個人埋頭苦幹繼續做呢個你鍾意做嘅嘢」。
廿年過去，他始終享受透過藝術與世界溝通，甚至為他人帶來一點力量。「就算冇（攞獎），我都係會好開心，因為我做到個我滿意嘅作品。」他希望可以繼續創作下去。
黃衍仁得悉獲獎後，與林森擁抱。（圖片來源：金馬影展／攝影：林軒朗）
自由和亂來的音樂啟蒙
「和我一起玩過音樂的朋友，他們都是我的老師」，頒獎台上，沒有準備講稿的黃衍仁自然地說出這句。
生於 1985 年，父母也是工人階級，黃衍仁除了學校音樂堂外，並沒有受過正式的音樂訓練。中二、三開始聽歌，他會去圖書館借袁智聰編的雜誌《音樂殖民地》，看樂評認識外國音樂；沒錢買 CD，就到圖書館借，再到中一便認識的林森家裡一起聽和交換——「會好有一種渴望知道人哋覺得點」。
那時候他什麼都聽，Hip hop、trip hop、60 年代的搖滾、爵士樂⋯⋯只覺每次接觸音樂「嗰個起雞皮嘅感覺係最大」。聽得多了，也想落手做，於是出於有型和好奇，就買來翻版的混音軟件，對着說明書用電腦「逐粒音試」，「呢個聲同呢個音好聽，就砌埋出嚟」。
那時他甚至未學過任何樂器，只是享受不同聲音和旋律碰撞的感覺——「係幾自由、都幾亂嚟嘅狀態」。直至和林森「砌音樂」好一陣子，才走去學結他和夾 band。
這個故事已說過很多遍——當時林森的家姐是學聯社運資源中心（俗稱「八樓」）的管委，他們聽說那裡可以學結他，又有 band 房，「唔駛錢」，就上了去玩。「其實最後都冇跟人學結他」，黃衍仁笑說自己沒什麼老師運，仍是按着自己節奏摸索試驗，倒是那時與林森和另一個好朋友，在那個免費的 band 房度過不少時光。
這隊三人樂隊，由黃衍仁彈結他、林森打鼓、另一個朋友彈 bass。不過他們從來沒有 cover 別人的歌，也沒有寫任何歌，就只是玩「純音樂、純即興」，有感覺就彈個十多二十分鐘，沒感覺就下次來過，連音也沒有錄，「好當下」。
玩了幾年，林森去了外國讀書，大家又有不同志向，樂隊解散，餘下黃衍仁自己做音樂。但現在說起，他仍覺得那幾年的學習對他很重要：「大家冇乜音樂知識，只能用樂器去溝通——你想快，你點樣引誘到其他人快？你想沉靜啲，點樣用你嘅樂器去推動？」
「嗰幾年最大嘅學習，係即興音樂其實好考你現場當下的敏感。你聽一粒音就諗下粒音點彈，人地抛一樣嘢出嚟你就諗點樣接。」聆聽、感受、思考、溝通，成為了黃衍仁打開音樂之門的路徑，也定下他日後創作的基調。
社運與創作之間
中學畢業後，黃衍仁一邊做平面設計維生，一邊在朋友介紹下為劇場做音樂。他第一個參與的演出是 2005 年，那時他只有 20 歲，但已經「砌」了音樂好幾年。
對劇場認識不多，他再次邊做邊摸索。「敘事」理所當然成了一個座標，他不再憑空想像，要先理解故事和表演才能配合創作。但同一時間，他很快便理解到劇場配樂和他以前玩即興一樣——只是和他互動的，變成了現場的演員、導演、燈光。
「我會當佢哋係一個樂器，呢個男演員出嚟講一句，就係佢嘅 melody。咁佢呢個 melody 出完之後，配咩 melody 係好聽呢？其實喺我心裡面佢已經提供咗個指引。」黃衍仁不徐不疾解釋。
做了幾年劇場配樂，黃衍仁發現接到的工作比平面設計還多，便索性全心 freelance 做音樂。與此同時，他也在劇場朋友邀請下開始做演員，並為不同的獨立短片和紀錄片做配樂，又因為參與社運而開始寫歌。
事實上，那十多年時間正值香港社運萌發之時。從 2003 年七一遊行、反世貿、保衛天星皇后、反高鐵、到佔領中環，自小混在「八樓」的黃衍仁，也隨着認識的社運圈朋友，參與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
當社會有事發生，他就與同伴走上前線抗爭；運動完了，他繼續生活、與人交流，把沉澱下來的觀察和感受寫成作品。遊走於唱作、配樂、演戲之間，讓他既能維持生計，又補足了創作的養分。
更重要的是，那些在遊行隊伍擊鼓、在公共空間尋找新的可能性的行動，通通更新了他對藝術本質的理解：「如果藝術冇做到一啲令人醒或者改變嘅野，我會質疑自己。」不是要喊旗幟鮮明的口號，或大聲疾呼人覺醒，只是他希望，以藝術刺激人反思觀看和思考世界的方法。
電影裡有音樂，音樂裡有電影
黃衍仁的音樂，的確有種引人入勝的特質。無論是因電影《一念無明》而讓較多人認識的〈裝睡的人〉和〈逆瞄〉，到《濁水漂流》和《窄路微塵》的配樂和主題曲，他時而沉吟時而高亢的唱腔、略帶詭異而迷幻的旋律、迂迴如詩的歌詞、不同樂器和節奏的碰撞，都有一種異樣、奇詭的懾人魔力。不少樂評都形容，他的音樂極富畫面感。
這種畫面感從何而來？黃衍仁很記得，小時候去林森家聽歌，最愛做的事就是一邊聽歌，一邊幻想 MV 會怎樣拍。「有啲舊嘅歌其實舊到冇 MV，咁佢一路播我哋就會諗：『而家架車衝落山⋯⋯衝落山有咩人喺度走出嚟⋯⋯』」，黃衍仁定了定神，「好似喺度拍戲咁」。
其實音樂以外，他和林森最愛就是看電影。自言中學開始覺得主流電視「柒柒哋」，黃衍仁很早就會看王家衛和 Stanley Kubrick，還有很多偏門的外國藝術電影，「覺得呢啲幾有型」。有時未必全看明白，甚至只是和林森去影碟舖挑古怪封面的電影看，但那種「唔明」卻有某種魔力，「覺得個世界好大，你有啲嘢唔明，你可以探索」。
對音樂的敏銳觸覺，令他特別留意電影的配樂。他清楚記得當年看《2001太空漫遊》的震撼——看到猿人和黑碑配上令人不安躁動的《安魂曲》、到旋轉的太空船隨《藍色多瑙河》起舞，「個震撼已經係你唔知發生咩事，原來音樂同影像加埋係咁」，他語帶驚嘆。
對他來說，Kubrick 將沒有人想過可以搭配的影像和音樂拉在一起，「佢係一嘢鑿爆咗一個窿，令你睇嘢同聽嘢嘅方法都唔同。」
減法的配樂
年輕時難以忘懷的震動，令黃衍仁日後落手創作、特別是做配樂時，很自然地排拒一切主流的做法。他形容那是一種「減法」：「你拍咗個 scene，我會諗有咩做法已經出現過好多次、人家必然會咁做，當有十種做法係大家慣常會見到，我就唔用呢十種做法，純粹去搵第十一種。」
對他來說，音樂的敘事從來不應單純複製畫面的敘事，而是去衝擊、製造矛盾，以產生更多意義和情感。好像當演員在哭、拍攝到位的畫面已經觸動觀眾，他就不會加一大堆經常被濫用的弦樂「push 觀眾喊」，「我覺得咁令到音樂好低俗」。
於是在他第一部配樂的商業長片《濁水漂流》，以電結他為主體的配樂雖然較陰沉，但一下一下彈奏的音符又像一步步前行，不致一味灰暗，他亦加入了較少見的樂器如椰胡和口風琴。而戲中老爺與兒子重逢、輝哥酒後與兒子對質等畫面，均僅由演員的演出帶動；主題曲的前奏，在大火焚燒的畫面後才響起。
「回家吧／天黑前回家吧」，黃衍仁在片尾曲如招魂般吟唱。他說，主題曲是深刻咀嚼角色感受後寫成，既與電影內容相關，但最好又要講到電影沒有拍出來的東西。在戲中濃烈的憤怒和沉重外，他想說的也是：「唔知返唔返到去（屋企），但我哋試吓，我會扶住你。」
事實上，起初導演李駿碩只是找黃衍仁演出一個露宿者角色，直到煞科後數個月才找他試試配樂。結果曾置身拍攝現場「聞過浸味」、對劇本熟悉的黃衍仁，很快就掌握到電影的情緒創作。
《濁水漂流》劇照
晦暗中透出微光
如果說參與《濁水漂流》的配樂是巧合，則《窄路微塵》與林森合作，完全是多年來累積的默契。
早在 17 歲那年，林森和另一朋友拍片玩 ifva 短片比賽，黃衍仁便替他們做演員、也做配樂。後來林森做導演，拍的許多短片均找黃衍仁配樂，到第一部個人長片，很自然也找上他。
「而家諗返，其實我 17 歲開始做嘅嘢就係我而家做緊嘅野。」黃衍仁笑了。
《窄路微塵》以疫情下的香港為背景，講述年輕單親媽媽 Candy（袁澧林飾）遇上經營小型清潔公司的窄哥（張繼聰飾）的故事。黃衍仁說，他一看劇本已經喜歡了，覺得戲中人物的成長和關係、面對逆境的內心變化處理得很細緻，也呈現出一種真實的生存處境——「唔係好似啲商業作品咁，有個問題就好容易得到解決，有事發生啲人就一定爆喊、好嬲，而係有好多事發生但我哋只能夠默默經歷、我哋都係要過第二日嘅生活」；而人們雖然微小，卻能互相陪伴和扶持。
做配樂時，黃衍仁選擇以低音電結他和 Ukulele 代表兩個角色，作為音樂的基調。當戲中人物陷入困頓，他沒有輔以沉重煽情的音樂，反倒由一向輕巧活潑的 Ukulele 彈奏略帶嚴肅的主題旋律，在晦暗中透出一絲溫暖、光亮，「攞到一個新嘅平衡」，也像給了觀眾一個輕輕的擁抱。
黃衍仁自言，與林森同樣喜好「節制」的配樂，就作品的看法一致。倒是有兩場情感較重的戲，原本他倆也不打算加音樂，但林森太太看後提議他們「幫吓觀眾」，他加上後又覺得效果挺好。「原來有時我哋呢種美學取向都形成咗一種習慣，但唔一定係啱。」
黃衍仁還將獨立音樂人朋友曾永曦多年前的作品〈在路上〉，改編成電影主題曲。那時曾永曦受「居留權小學」啟發，為一班留港受教育、未能與父母團聚的小朋友創作，如兒歌般單純的歌曲教他和林森感動。看罷劇本，他立刻想起這首歌來。
「在路上有一暗淡的出口／每一小步仍在努力尋求／不需要配給的自由／小伙子 勇敢地成就」，「千言萬語抛腦後／明日改變又何干」。完全不同的語境和時代，歌詞意象卻出奇地對應電影和當下，或者那就是音樂的力量。
《窄路微塵》劇照
創作不是要討好人
從二十年前玩音樂，一路跌跌碰碰走上金馬獎舞台，一人作業的黃衍仁坦言沒有想過獲獎，也有幸一直能隨自己心意而行。獲得肯定固然開心，也會多了人留意、多了讚美和批評的說話，但他明白重點根本不在於此，「而係你點樣可以繼續付出你有嘅時間精力去雕琢你嘅技藝」。
其實教他最開心的，始終是和好朋友一起創作出自己真心喜歡的作品；並藉着金馬獎，得以與已經移居英國的林森，還有其他在台灣的朋友交流、重聚。
這幾年金馬獎蒙上一層政治色彩，業界籲會員出席前「三思」，不少入圍的香港單位也缺席。黃衍仁說，他理解有人會因為工作而擔心，但去過金馬影展和許多當地觀眾和音樂人交流，他只覺得，「咁好嘅一個交流、畀人睇到嘅機會，我哋因為有啲人一句說話就唔去喇？」
「我哋做緊創作、我哋做緊溝通嘅嘢，但係我哋 shut down 某啲溝通，我覺得係好本末倒置。藝術創作唔係只係 please 某啲權力，或者好驚得罪某啲權力。」他皺了皺眉。
在瘋狂世界保持清醒
回到創作的原點，那些年黃衍仁在「八樓」成長，文化藝術和社會運動對他的啟蒙幾乎同時發生。起初只是湊湊熱鬧，但當投入參與，他漸漸發覺，「呢件事嘅底唔係你去幫人爭取咩，而係你發現你自己就係嗰個苦主，某群人不被公平對待就係等於你不被公平對待，其他人嘅 struggle 就係你嘅 struggle。」
而藝術創作，就是一種同情共感的溝通，讓人好好感受他人的生活、他人的困苦，為彼此帶來某種連結。
十多年過去，隨社會環境改變，黃衍仁自覺無法再如以往般站在社運前線。但他沒有停下前行的腳步，在反送中運動時改編拉美的抗爭歌、在荔枝角收柙所外向銀髮族唱〈天蠶變〉，也一直創作，相隔四年推出第三張專輯《折墮忘形》，在〈絕望是一種福音〉他唱：「絕望是一種福音／我願共你分享／旗幟燃燒過的灰燼／可滋養這片土壤」。
在瘋狂世代，或許不能改變什麼，但他想留在這座城市努力保持清醒。「如果三十年後我哋講返，我哋有冇做啱嘅事，我會想做啱嗰樣嘢。」
記者：黃蕊獻
攝影：梁文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