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香港樓價只升不跌的論述大多著眼於高地價政策、供求不足、地產商囤地、樓是人們的剛性需求種種，但這些論述往往無法解釋為何房地產比起其他商品更為特殊、會由「使用品」變成「保值金融產品」。《為何你買不起房子》獨特之處，就是由土地、房貸的特性談起，再提出「金融-土地反饋循環」，指出當前金融制度、房屋商品化和金融化正正是樓價只升不趺的元凶。
土地供求理論的問題
首先作者指出土地和其他商品不同，是無法被「製造」出來的，擁有土地，隨著人們對土地的需求愈來愈高，土地擁有人得到不勞而獲的「經濟租」。同時，土地與資本不同的是，土地供求雖然會隨經濟周期而變化，但長遠而言，土地只會不斷升值；土地也不會如資本一樣有折舊，更不會如一般商品賣方可以基於市場需求決定供應，達致「平衡」。但二戰後經濟學者克拉克發展出一套說法，嘗試將土地、資本、勞工成本種種理解成萬無不包的「純粹資本」的「資金」。他認為土地與其他資本一樣受「邊際效用法則」支配，這種說法為日後土地私有化提供思想根源。
房屋金融化小史
置業有個安樂窩其實是近一二百年開始。西歐國家在以戰前的自置房屋比率亦只維持在20-30%水平。
戰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成為歐美顯學，政府會大量借貸發展公共事業，包括住房。而美國政府在40年代積極提供按揭保障，當時有40%的按揭受聯邦政府津貼擔保，令美國在40至60年代間，青年人自置居增幅達25%。而歐州亦朝向強健福利國家邁進，當中包括規劃住房、基建，以互助儲蓄銀行方式向市民提供按揭，但同時確保房地產不會受金融部門染指。整個歐美世界都向著政府積極公共事業投資改善經濟的方向進發。
但隨時70年代的石油危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面臨破產。全球新自由主義轉向出現。新自由主義主張政府減少干預和稅款，解放私人市場，以提高經濟效率。結果一方面令物業稅和資產增值稅稅率下降，土地稅下降後基於地租不斷上升特性，人們發現「房地產」、「土地」甚至比股票、債券更適合作為金融工具，結果令房地產價值進一步上升。政府對人們置業的補助也從補貼供給轉到補貼需求，即是由以前直接擔任房屋供應者角色，漸漸變為向買方提供補助金或按揭保證等。
當中，重要事件是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在80年代大規模出售公共房屋，150萬座公屋被售出，但所得到的400億英鎊卻沒有多少回到房屋事業上，而國家因為已出售房屋因此不會負責維修保養，令公屋房屋品質更為差劣。
金融-房屋反饋循環理論
要了解房屋為何只升不跌，除土地的特性，更要了解按揭借貸的特性。如果說土地是有限的、按揭借貸則是無限的，他們同樣不受供求定律控制。不斷上升的地租，會吸引銀行信貸投資者、進一步推高地價，形成惡性循環。
儘管在教科書上所理解，銀行的功能在於將存款給予投資者投資，然後賺取利息。但實際上比起將錢借給未知的商業活動，房屋按揭更為穩定。結果令銀行提供按揭借貸的比率愈來愈高，銀行也不能發揮其投資實業的功能。另一邊宿，市民因為償還房貸，使其消費力下降，進一步令其他行業難以發展。
令金融-房屋反饋循環加劇的還有房屋金融化。例如房產信托基金興起令投資者可以以證券化(類近買股票的方式)來投資房地產，投資者亦可以投入全球的房屋市場，流入的熱錢亦令樓價、租金進一步升高。
土地公有化的倡議
作者提出了三個解決方法應對房屋問題。首先作者認為銀行必須戒斷對房產按揭的依賴。作者指出當前銀行集合了儲蓄、貸款、建造協會的功凝，同時在股東制下為向股東在短期內製造價值，銀行對抵押品有強烈偏好，相向向中小企提供貸款利潤低，交易費高昂，不合符商業利益。作者指出長遠可以重新引進國家投資銀行模式，由國家主導銀行發展，加強對其他產業投資而非傾斜於房貸。
第二個方法則是徵收土地稅。他指出既然土地本身有「經濟租」，如果徵收以地域價值為基礎的稅收，便有利打壓投機買地所做成的「土地權益」、土地收藏潛的利潤亦得以釋放，不會變成富人的逃稅天堂。
最後一個方法是重思土地私有制問題。作者指由英國圈地運動開始土地私有制開始，市場力量令土地變成不斷追逐利潤而非回應公眾要求。他認為土地私有制不是「神聖不可侵犯」，也舉出了新加坡和韓國例子。新加坡自80年代後有83%人口居住於政府興建的租屋，有90%土地由國家持有，新加坡人支薪要將某個百分比存到僱員基金戶口，基金會投資到公債、發放可負擔的房屋貸款，令銀行按揭不會繼續推高樓價。至於韓國，，在1975年土地住宅公社成立，負責收集空署和閒置土地發展出售，確保房屋在可負擔水平。
香港﹕作為全球房屋問題的一部分
書中有不少提到的問題在香港房屋問題也能找到對照。香港的土地囤積史也可以由六大地產家族在新界囤積土地、談起，詳情在《地產霸權》和《香港地產百年》兩書有更仔細的描述。
至於書中提及不少已歐美國家在將房屋私有化的情況，香港也有類似情況。自八十年代開始政府就以「房屋階梯」論來理解房屋問題和作為政府制定房屋政策方針。所謂房屋階梯，就是指市民由公屋開始、購買居屋最後「樓換樓」到私樓的過程，說白就是將香港市民推向市場，具體政策如「綠置居」、「白居二」，與80年代末戴卓爾夫人出置公共房屋如出一徹。近年的「林鄭PLAN」(放寬按揭成數)也是重要顯例。
當然，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亦有其獨特的肌理，例如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丁屋、套丁問題、地產商開發鐵路上蓋項目牟取暴利種種。但此書獨特之處，就在於它將房屋問題與金融化問題解釋清楚，這種解釋在全球不同已發展國家均有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房屋問題源於「供求不足」迷思（另可參考由本土研究社出版的《不是土地供應》一書）。雖然近年已有新說法如「熱錢流入」、「量化寬鬆下資產貶值」，以往說法如「政府政策失當」、「高地價政策」雖能解釋部分面向，但似乎未能探討問題根源。
要梳理房屋問題，或許我們不得不如作者所言，重新反思房屋與人、社會之間的關係，甚至突破「房屋私有」的固有想像。不過，當香港團結基金仍將問題歸究於「供應」、「無錢上車」時，夏寶龍的「劏房終結論」可能不過是笑話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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