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最終章售賣日，街頭巷尾的報攤驚現人龍。問排隊者，得知不少人「罰企」近兩小時，但檔主無法保證有貨翻。他說早上九點後，便聯絡不上供應商。排隊的人隨時得個桔，但拒絕放棄。或許在其心目中，買到固然好，就算最終買不到，「罰企」經驗都難能可貴，構成人生重要回憶。
這天，蘋果讀者固然難忘，報販的奇特體驗亦值得其津津樂道半輩子。紙媒黃昏，生意難做，怎估得到會有今日，由朝到晚有人排隊，熱情地打探來貨消息，只求買一份報紙。從新聞報道得知，部分報販限購兩份，盼令更多後來者買到心頭好。有一些報販就採取「先到先得」原則，顧客掃幾多都可以。跟以往不同，群情洶湧，但只有零星關乎炒賣的個案，畢竟，市面上有百萬份蘋果流通，需求再大，亦難有抬價空間。
網上談論蘋果者多的是，但很少從平日被冷待慣的報販身上切入。原來，做報販可以如此有尊嚴、自主性和存在感，在零售的角色之外，她／他們的一個決定，可直接影響到別人的遭遇和感受－當然，做報販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這機會一生亦只有一次，但從中我們看到，一份看似簡單的工作，並非只有錢銀交易那麼簡單。工作或任何其他生產方式，除了促進消費，刺激經濟，還有人之所以為人的面向。
劍橋經濟學者張夏準曾批評，在其同行眼中，人類愛賺錢也愛休閒，卻不愛工作本身。在主流的新古典學派中，人類是看在收入份上才忍受工作辛苦－王于漸、雷鼎鳴等港府國師多年來鼓吹福利養懶人的講法，正是假設「工作」是惡，是負面的東西。但很多人嫌惡工作，其實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不重視僱員權益，同時受著房屋金融化邏輯的重重壓榨，形成極不健康的環境和文化所致。王于漸和雷鼎鳴向來吹捧簡單低稅制，視為香港成功之道，但其實「稅率」一點也不低，只是以地價和租金等方式抽取，很大一個份額去了地產商那裡。生活成本高，人工不會低，反過來又加重僱主（特別是中小企）的經營成本。在計到盡邏輯的惡性循環下，衍生納米樓的怪胎，亦催生各種過勞的工種，工作當然很難顧及人的滿足感和尊嚴，這情況連做小生意者（例如報販）都很難例外，要主動剝削自己，一天做十多小時，勉強維皮。
張夏準認為，工作不止是賺錢，也為了安頓身心，甚至為了形塑自我。這跟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sther Duflo和Abhijit Banerjee的見解不謀而合。後二者在其著作裡指，失業關乎的，不只是收入，還包括人際關係、人生意義等不會在GDP反映的東西。兩人據調查所得，指出人們很難在工作結構以外尋找意義。喪失工作中的自豪感，那份失落並非經濟模型所能捕捉住。「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協助人們抵禦震盪，而又不讓震盪影響他們的自我感。」
做印刷多年的快樂印刷公司店主關先生接受訪問時表示，即使行業息微，經營很艱難，但「唔做會周身唔聚財」。這種話其實很容易在平民百姓口中聽到，反映主流經濟學者，以至政府相信的那些專家忽略了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比起關先生，被房委會迫遷的四幢出租率高達97％的工廈的2088個小租戶更加慘。政府土地規劃嚴重失誤，又縱容地主囤積居奇，代價就由這些無權無勢的小市民、手作仔來承擔。她／他們所受到的傷害，又豈止於金錢上的損失？其整個人生最有價值的東西，都將會被摧毀，而且不容易被人理解及同情。
如果工作得有意義，這世界想躺平躺到老者只會佔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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