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很快樂，除了不能自由走動，一般小孩熱衷的玩意，我都有參與。從前的玩意很簡單，卻很能消磨時間。比方在堅尼地道時，我們十間木屋的孩子最喜歡蹲在馬路邊，看著車輛駛過，然後記著每輛車的車牌。那時汽車不多，有時要等很長時間才有一輛車經過，我們就耐心的等待……等呀等，一輛車又來了。車牌是……仿佛很無聊，我們就是覺得好玩。
下雨天，馬路邊坑渠積水不散，我們就摺紙船，一隻一隻，放下去……
那時有一個同學，他的家人是清潔工人，他對我很好，教我養水蟑螂和養蠶蟲。放假又會背我去看電影，由石水渠街走到東方戲院（現在的大有商場）。距離好像不遠，但回到交通並不發達的五十年代，這段路程就不簡單，真要一點體力才能應付。
小時候我看電影特別多，除了同學背我去看，工場的夥計也抱我去。他們去國民戲院、金門戲院，那些戲院在遙遠的駱克道，沒有他們，我不可能去。夥計看的是粵語片，我跟他們看了很多余麗珍主演的電影。從前的賓主關係就像一家人，夥計把我當作子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都帶我去，我的世界是靠他們開啟的。
灣仔的居住環境也給我長了不少見識。在石水渠街時，住的是唐樓，中間房住了一位舞小姐。她有一位舞客包養，所以偶爾有男人來過夜。他來的時候，我們一班小孩就爬上天台偷看他們，當時也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只有零碎的片段留在記憶中。成長後，看Reginald Hill 的小說《Child’s Play》，就很有同感，當時的孩子就是這樣，只是對性好奇，偶而會玩男女結婚之類的遊戲。
在船街時，我們住的是一層唐樓的尾房。頭房包租婆自住，她是龜婆，操控幾名妓女，晚晚徘徊謝菲道口拉客；中間房住了一對巴基斯坦夫婦和兩個兒子，大的孩子是前妻所生。我們叫他「差伯」，他在莊士敦道一間銀行守門口，收入有限，夫婦倆經常為前妻的兒子而吵架。走廊床位住的是一個單身女子，來歷不明，也沒固定職業，後來才知道是在修頓球場一帶活動的妓女。
之前我們又住過石水渠街的一幢唐樓，現已由南豐和市建局合作建成豪宅，因為售價太貴，現在不少單位還是空置的。那裡有另一些隣居。其中一家人曉得用平底鍋煎薯條，香氣四溢。他也不吝惜，教懂其他人如何煎薯條。當年還未有麥當勞，煎薯條增添我們不少食的趣味。
雖然要和很多人同屋共住，但不表示我們很貧窮。那個年代，真正貧困的人是沒瓦遮頭的，不少人只能睡在街上。接觸各式各樣的隣居，使我的包容性很強，對所謂底下層不僅沒有偏見，還有發自內心的情感認同。他們的爭吵與掙扎，使我對日常生活的理解極其深刻。
（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