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種田，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由大約十年前開始，香港社會持續地關心本地農業，「本地蔬菜供應率佔巿場2%」這項數據，亦在這十年間多次被引述。數據之低，會令人懷疑種菜的意義。但實情是，這十年來越來越多人種田，以各種形式，在新界租田、在屋邨輪候格仔田、在天台種植、搞項目，等等。顯然地，種田這件事在香港並沒有被巿場供應率限制。（註一）這些不受巿場供率限制的種田，為香港開拓了怎樣的空間？身邊認識一些做社工的朋友，他們從事的工作本身與農業無關，卻跨界別地涉足農業，於是我想訪問他們，希望從他們的經驗，換個角度去看在香港種田這件事。希望透過他們的分享，可以延續早兩年民間團體在本地農業研討會上提出的，關於「農業的多元價值」的思考（註二）。
說要訪問社工，我很快便想起社工老師梁志遠（阿虫），還有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的阿Jo。去年一月，阿虫舉辦了一場「綠色社會工作論壇」，以社會環境危機和生態社區實踐為題，邀請香港和台灣的社工和農夫分享經驗，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的阿Jo也有出席分享，講述她在天水圍籌建「草木鄰居社區農場」的經驗。論壇連續舉辦兩天，從早上九時半談到傍晚六時，還要超時補鐘，彷彿可以一直討論下去。香港和台灣兩地的社工／農夫跨界別合作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案例和經驗，也樂於從各自的案例經驗借取參考。以下希望從阿虫和阿Jo的經驗，一窺香港的社工如何善用農田作社區組織和社工教學，最後借用綠色社會工作論壇上一位台灣講者屠思凡的經驗，看看在台灣如何以農場作社會工作的切入點。
社工老師阿虫（上圖）帶學生到廣州的農村進行服務學習，協助當地村民利用回收物料建設社區設施，也參與農務活動。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的經驗
天水圍曾經被叫作「悲情城巿」，生活資源匱乏，城巿設計失效，因此在天水圍推動照顧者倡議，除了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項困難重重的工作。面對這樣困難的工作，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為甚麼選擇建設社區農園呢？我訪問了阿Jo，她分享了機構早期的工作及後來的演變，解答我的疑問：正因為社區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原因龐大複雜，她們借用永續農業(permaculture)設計「照顧人」、「照顧地球」、「有餘分享」和「慢而小」的原則，從生活層面開始，慢慢地累積微小但實在的改變，一直推動她和街坊堅持到今日。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自2014年開展天水圍永續社區項目，把永續農業設計的理念帶給天水圍的街坊，尤其是婦女。Permaculture是兩位關注生態的澳洲人比爾．莫利森（Bill Mollison）和大衛．霍姆格倫（David Holmgren）於一九七零年代創設的用詞，原本專指一套善用在地條件和資源去設計農場的理念，十二條設計原則指導如何以最低的能源消耗，建設能夠為人、動物及其整體生態帶來最大效益的生活空間。原本套用於農場設計的原則，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將其拓展至生活層面的應用。天水圍的婦女很多都是家庭照顧者，在育兒、家居清潔、食物安全等方面，經常遇上大大小小的難題，而永續生活設計強調善用社區資源推行慢而小的改變，正好可以有效回應婦女們在生活上的需要。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是香港其中一個少有地將永續農業設計理念與照顧者倡議結合的社區團體。
小而慢地累積 建立社區農場
據阿Jo分享，天水圍永續社區項目最早開始的工作是組織街坊成為社區肥皂師製作環保梘。很多區內婦女擔任家庭照顧者的角色，雙手經常接觸化學清潔劑容易出現敏感，機構觀察到這些生活細節上的需要，於是組織照顧者一同回收廚房廢油，製作對環境友善也對肌膚友善的洗潔梘。透過一塊環保廢油梘的製作，打開了婦女們對於在天水圍實踐環保生活的想像，在照顧人的同時，也同時照顧地球，並為後來的各種社區項目打好了基礎。2016年，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向房署申請使用天悅邨的一個花槽，與街坊一同開設「天悅社區香草園」，共同管理園圃，並且每年培訓義工，學習有機耕種。參與香草園的街坊對有機耕種的興致日長，又適逢地政總署向民間團體開放閒置土地的短期租用計劃，阿Jo與街坊商議後決定入紙申請。於是，從小的開始，慢慢地有了「草木鄰居」。
有別於香草園，「草木鄰居」是一片近二十萬尺的農園，位處天水圍的巿區邊陲天影路的後方，坐望一河之隔的天澤邨和天恩邨。由屋邨花槽到二十萬尺的農園，伴隨着種植面積擴展，改變的不單是規模之大小和空間設計上的調整，而是種植背後的組織模式。「草木鄰居的前期籌備小組成員大部分來自香草園的街坊和義工，但成立草木鄰居之後，他們的任務便告完成，分散加入不同的工作小組。」阿Jo解釋，她曾經舉辦幾場居民工作坊，邀請感興趣的街坊參加，收集對於社區農園的意見，希望由下而上地規劃農園。她還帶街坊參觀其他農場，甚至遠赴南涌，向生態和社區並重的蘆葦花開生態教育社區學習。整合社區的意見，又參考過其他農場的經驗，阿Jo與街坊訂立一套加入農園的守則，希望加入農園的街坊都能夠以尊重生態的方式參與農務。
街坊參與建設 以自然為媒介的社區發展
「草木鄰居」有大部分面積屬於漁塘，參與的街坊需要明白並尊重漁塘生態的保育，「我們希望向街坊滲透尊重環境的訊息，漁塘裏有非洲鰂、鱔、小白鷺。」阿Jo細數農園裏豐富的物種，流露對農田環境的珍惜之情。說到此，「草木鄰居」其實並不只為回應社區的需要，而是以農田為媒介，教育街坊如何以愛護環境的方式回應社區需要。回應了哪些社區需要呢？我認為，除了回應街坊想要種植和享用安全蔬菜的需要，也回應了社區街坊對於「參與空間規劃」的需要。當問到阿Jo街坊怎樣看「草木鄰居」，她說街坊對這片農園好有歸屬感，覺得自己有份參與，可以實踐自己對於社區的理想，因此不少街坊會帶同親友參加活動，與家人分享自己引以為傲的建設：「有街坊挖一條排水道，從一號田挖到七號田，用來改善田間水利。也有街坊希望建荷花池復育生態。這裏可以給一班街坊一個空間，呈現不一樣的天水圍。」
雖然阿Jo的工作性質需要經常與街坊緊密往來和溝通，但她並不是社工專業出身，她在大專期間修讀社會學系，課堂上聽過經驗豐富的慈善機構工作者分享，從他們身上認識到社會工作之中一套名叫「社區發展」的方法。社區發展強調在社區推動自下而上的參與，形式可以很多樣，而眾多形式之中叫她特別嚮往的，是把社區參與的關懷擴展至自然生態。用阿Jo的說法，是以自然為媒介編織人與社區的關係。她希望街坊來到「草木鄰居」，能夠透過照顧農園，享受大自然的照顧，找回內心的平安。的確，內心得到平安，才能夠有足夠的心力應對生活，照顧自己、照顧他人。對於照顧者而言，尤其重要。
「草木鄰居社區農場」除了供天水圍街坊享受下田的樂趣，更提供空間讓街坊探索各種形式的藝術創作。阿Jo分享的照片是草木鄰居第一屆「永續生活祭」時設計的裝置，設計概念借取自成員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這裏也是一個家、一條村」，以彩繪百家布搭建的茅屋表達。在草木鄰居，種田不只關乎菜，也關乎個人內在的培養、社區的身心靈健康、如何在天水圍建立歸屬感、建立人與自然共融相處的生活想像。
社工老師以自然為媒介的教學經驗
另一個受訪者阿虫在論及社會工作者的教育時，也十分強調生態環境的角色。阿虫總結多年來的教學經驗：「影響人，環境好重要！」他和另一名老師楊錫聰一起規劃理工大學的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課程，帶不同學科的學生到內地農村體驗生活。阿虫形容那是「生活學習」，學生們與農村居民一同早睡早起，從農村生活體會樸實但可持續的生計，也從依山而建的環境感受大自然與人緊密相依的關係。阿Jo談的是以自然為媒介由下而上地組織街坊，阿虫思考的是以自然為媒介影響學生從裏而外地成長，相同的都是對人的內心的敬意。無論面對的是社區居民還是大專學生，希望他們能夠透過與農田間自然環境的相處，滋長出對於人與生態共存的社會的希冀，並付諸實踐。
阿虫認為帶學生到農村作服務學習的教學經驗，能夠深刻地體現認知層面（cognitive）的教育雖然重要但並不足夠，經驗性（experiential）的教育往往更能夠觸動學生的內心，對他們有更長遠的影響。「我們帶學生去農村生活，他們在農村裏感受和觀察建築、環境、人、文化、經濟，並且認識到這些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環環相扣的一個整體。」他一再強調，希望學生能夠在經歷城鄉生活的差異後，透過反思，認識到背後的制度性問題。的而且確，我們今天面對的環境問題與城巿空間的設計息息相關，正如阿虫舉例談及的例子，回收和垃圾徵廢：「如果有良好的城巿設計相配合，簡單如有更多的都巿農田消化廚餘，問題會容易處理得多。」阿虫甚至推得更遠，說要以農村的空間經驗挑戰城巿的空間想像。我聽的時候，有一種遠望高難度挑戰的感覺，但回過頭來，細想自己過往到內地農村考察的經驗，那種城鄉生活的差距，的確不單牽引起我對農村的感情，還令我無法不比對城巿和鄉村生活空間的差異，然後開始思考這些差異背後的制度性原因。至於參與理大服務學習到農村生活的學生們，部份學生在課程結束後把對自然生態的關懷延續下去，他們組織課程舊生會，定期舉辦活動到香港的鄉郊下田幫忙農務。部份同學畢業後也持續參與，透過義務農務逐點開始反思如何把生態環懷連結到自己的工作。學生們從習慣了冷氣空調的city boys and girls，轉變成主動組織農務活動的熱心義工，其中的轉變，必定不止於認知層次。
2025年1月，阿虫舉辦的「從社會環境危機到生態社區實踐——綠色社會工作論壇2025」，除邀請港台的農夫和社會工作者出席，也邀請了理工大學服務學習的在讀學生和舊生參與。有學生發起以回收的塑膠水樽蓋，製作微型盆景送贈予論壇參加者，亦是一項生活實踐。
服務學習課程的經驗，令阿虫開始思考，如何把農村生活的教育方式，帶到社工專業課程，亦開展了推行綠色社會工作課程的嘗試，並籌備了「綠色社會工作論壇」。因為全球對環保和氣候危機的意識有提升，社會各界包括社工都有投放資源回應問題，例如舉辦升級再造的活動、開設社區種植計劃、組織親近大自然的身心靈活動，等等。然而，阿虫認為社工界別作為服務社會弱勢的最前線，除了單次性的活動和項目，其實有潛力發揮更深遠的影響，例如如果社工能夠以生態主義、非人類中心的視角搞社區活動和推動政策倡議，將能夠對活動參與者、社區和社會產生影響，長遠推動結構性的改變。（註三）
來自台灣的社會性農場的經驗
阿虫亦提到，香港現時有為數不少的農場由社福機構運作，但很多時面對資源缺乏、未充份善用的挑戰。「綠色社會工作論壇」其中一名來自台灣的講者屠崇軒，分享了如何以農場收入支持社會工作的經驗，阿虫認為其中有值得香港參考借鏡的優處。論壇上，屠崇軒分享他建設思凡自然農園的經驗，如何透過有系統的經營模式，選種特定的、能夠生產利潤的品種，配合食品加工和ESG企業合作計劃，為農場找到巿場上的清晰定位。試錯是必要的過程，思凡自然農園最後能夠以農場收入，支持他對於社會服務的願景。屠崇軒邀請專家合作，為農園設計適合服務對象的空間安排和設施，例如有適合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五感園區。阿虫從台灣思凡自然農園的經驗，看到由社工營運的農場，其社會服務面向與經濟生產面向，實際上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當地的經驗強調發展農場的生產力，以高質素的農生產反過來支持社福服務，而不是以社福基金支持農場的運作。」
台灣當地的農業支援措施和本地蔬菜巿場情況，跟香港的大相逕庭，香港農場的面積亦通常比台灣的要小，比較之下難免覺得困難重重。但阿虫受訪時提到，台灣的經驗是，假設一個農場不足夠供應，可以組織十個農場一起合作。如果香港的農場面積小是一個弱點，當結合多幾個農場合作，無論是社福機構營運的，或者是農夫自己營運的，或許是在現有限制下的一個突破弱點的方法。
思凡自然農園的創辦人屠崇軒還提出另一個有意思的角度，認為與社區貼近的農場，可以是社會服務的切入點，克服社會工作分門別類的副作用。從屠崇軒一篇網上文章讀到，社區裏的需要往往不是分門別類的社會服務可以完全對應，因為一宗個案面對的問題往往是互相牽連的一個整體，可能涉及工作不足、精神健康、家庭成員的健康，等等，一個問題連着另一個問題，難以完全地切開來處理。貼近社區的農場，或社會性農場，能夠補足現行社會工作制度的不足，可以在農場的日常相處中及早發現潛在的問題，也可以了解到居民整體的需要，作出適切的回應。（註四）
屠崇軒修讀研究院期間專研綠色社會工作，他在桃園進行田野考察期間，注意到社區裏的服務需要，後來他成立思凡自然農園，把專業理論帶進實踐的土壤。
反思香港農田的價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鑒台灣農業與社會服務結合的經驗，既可以反思香港社會工作的現況，探索更多綠色社會工作的發展空間，亦可以借以思考香港農業在未來的發展潛力。而且，靚石也不只在他山，香港在這方面也有豐富的經驗，期望透過借取他地的經驗，可以在香港發展更多元的農業價值。而說回農業的多元價值，社會工作者的實踐說明了農田在社會服務、社區營造方面的價值（註五）。這些價值在既有分類上可能被歸納為慈善性質的、不賺錢的，但實情可能是，若果把香港所有社區農場年均服務過的對象計算在內，把其實現的身體和情緒照顧的價值計算在內，香港本地農場所生產的價值，實在需要以另一項算式去呈現。
註一：必須補充，有機／環境友善的耕種模式在香港是一股不可忽視的發展趨勢，據漁農處的統計數字，香港的有機農場數目由九十年代的十多個，至2025年發展至有121個獲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的有機農場，而此數字未包括沒有申請認證，但實踐有機／環境友善耕種的農場。（漁農處另有數字顯示，截至2024年3月，全港共有369個農場參加漁農處的「有機耕作支援服務」。）有機／環境友善方式種植的菜蔬，售價比常規蔬菜要高，其價值和發展潛力亦有待研究，不單純是生產率所可以涵括。
周思中，《夕陽的光：誰說香港沒有菜園》（香港：艺鵠，2022）。
註二：指分別於2024年8月和2025年2月舉辦的「活農活現：香港農地議題研討會」和「見農在田：『農業優先區』政策研討會 及 農區探訪」，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本土研究社、嘉道理農場、世界自然基金會、長春社和香港觀鳥會合作舉辦。兩個研討會均有刊行研究報告，可於網上下載或於嘉道理農場購買
註三：感謝梁志遠老師借出尚未刊行的文章供筆者參考。透過他的文章，筆者對社工專業的發展背景加深了認識。
註四：屠崇軒，〈農場裡的社會工作：孩子建雞舍、長者育幼苗，早一步形成互助網〉，在《多多益善》網頁
註五：寫文期間一直在「農田」、「農業」、「種田」幾組詞之間來回切換；種田是農耕者在田間耕作的活動，「農業」強調產業及其系統，而因為社會工作是傳統認知上有別於農業的另一專業，故文內經常使用「農田」一詞，較能承載不同行業使用農田所產生的意義和價值，也較能夠敞開其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