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導演周冠威的紀錄片《時代革命》，奪得今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周冠威未有出席頒獎典禮，但以影片發表得獎感言，指希望作品屬於每一個有良知、公義、為香港流過眼淚的香港人，又指即使很多人未有機會看到《時代革命》，仍希望單是電影的存在，都能帶來一份安慰和擁抱。
訪問在兩個月前進行。周冠威回顧他成長和電影路上的波折之餘，亦談到作為一名導演，他在追求怎樣的電影，以及電影對他的意義。）
（獨媒報導） 18 歲那年，已輟學三年的周冠威問自己：「你願意為電影犧牲幾多？」當時英文不好、會考只得兩分的他，站在人生交叉點：該重投學業，嘗試考入演藝學院，學習拍他最愛的電影，抑或放棄這條路？「我好似必須要做咗啲最痛苦嘅嘢（考試），先可以做到我最喜悅嘅嘢（拍電影）。」
最終周冠威堅持下來，經歷三次會考、兩度報讀演藝學院，成功入讀電影學系。畢業後，他一邊教書和做場記，一邊寫劇本、籌集資金，終拍下《十年—自焚者》、《幻愛》和《時代革命》，三部各自以不同形式映照香港當下景況的電影。
自言是戲迷的周冠威，其實甚麼類型的電影都想拍。但他最想拍的，是善良的、能慰藉人心和改變生命的電影——同時作為電影人，他想透過拍電影，追求所相信的公義和價值。為了這些信念，他願意犧牲自己，包括坐監和失去自由。
「在電影歷史長河中，縱使我可能只係一個水點，我都希望呢個係一個清澈嘅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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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歲許下承諾 回饋電影
十七、八歲那年，周冠威對電影之神許下承諾：如果上天給我多一點的能力，我希望成為導演，終身追隨電影；若能力不足，我亦願意為電影業盡一點力，並因此而滿足。
周冠威形容這是個「至死不渝」的浪漫承諾， 至於為何許下諾言，他說是為了回饋電影給他的教導。
周冠威生於一個不算有錢、但是「小小中產」的大家庭。他和父母、叔叔等一起住，一家人佔三層唐樓。從小，母親就忙於照顧家人，開運輸公司的父親則忙於工作，不太與兒子溝通，以致周冠威時常感到孤獨。家裡沒人的時候，周冠威便關燈、打開電視、提高喇趴聲量，自己一個看電影。
他有時看樓下租碟舖的影帶，有時看前一晚從電視台錄下來的美國片。影響他較深的電影有三套，第一套是講述父子親的《伊甸之東》（East of Eden ），令一直渴求父愛的他覺得「電影好似明白我」，同時教曉他學習面對家人；第二套是《 2001 太空漫遊》，是他有段時間覺得「全世界都唔理自己」、想自殺的時候看的，並明白到「存在的意義就是去尋找存在意義」；第三套是奇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他笑說自己讀中學時已開始看藝術片，看畢後竟然「好似明明哋」，暗地裡想自己在電影方面或許有點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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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讀書考試 社工鼓勵下決心走電影之路
讀中四、中五那段時間，周冠威平均每天都會看電影，暑假時一日看三套，最高紀錄試過一日看五套。
他解釋，自己從小都大都有點自卑，有些英文發音總是說不清楚，要看語言治療師，也被人嘲笑過。升上高中後，學校轉用英文作教學語言，課程亦轉為「應付考試」為主，令本來是精英班裡的乖學生、還當過風紀（而且是全級只有三人的 assistant head prefect ）的他感到很困擾，成績一落千尺。於是，他開始放棄學業，沉迷看電影，令學校老師都大跌眼鏡。
有次考試，周冠威因為無心應考，在試卷上胡亂寫下不同的導演名字和電影名。班主任見到後，走過來給他一張紙仔，著他考完試後見社工。
「終於可以見社工啦！」性格內向的周冠威渴望被人了解，但從不主動向人求助。那次之後，他開始見社工，並在社工鼓勵下，決心走上電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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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學打工三年 反問自己願為電影犧牲幾多
不過，想拍電影，要先要懂得如何拍：「我知道呢個世界、呢個香港 ，讀電影就只有一間學院，叫演藝學院。我好想入，但我連 basic requirement（註1）都達唔到。」
會考只得兩分的周冠威，當時連中六都無法升讀，逞論入讀演藝學院。於是他到爸爸的運輸公司打工，打算在工餘時間自學電影；誰知體力勞動的工作實在辛苦，下班之後，他累得連看電影的心情都沒有。做了一年，周冠威轉到金獅影視店（註2）做店員，一心以為可以邊工作邊看電影，做落才知道不是想象中那回事，每天忙東忙西，根本沒時間看電影。
周冠威當時的女朋友看不過眼，鼓勵他重考會考：「你咁樣點做導演吖？」周形容，那時彷彿站在人生的交叉點：「考試係我最唔鍾意嘅一樣嘢，亦違背咗我嘅價值觀，某程度上係我痛苦所在⋯⋯我人生嘅追求係電影，但宜家我好似必須要做咗啲最痛苦嘅嘢，先可以做到我最喜悅嘅嘢。」
他反覆問自己：你願意為電影犧牲幾多？最終得出這個答案：「為咗電影，頂住。我去做一啲唔鍾意嘅嘢，去證明我最鍾意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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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夜校重拾書本 三次會考後終入讀演藝
三年沒捧起過書本的周冠威，的起心肝跑去讀夜校和補習班。苦讀一年，他在第二次會考中考到 8 分，但英文仍然不合格，只有一間私立中學願意收留他。
他一邊讀中六，一邊重考第三次會考。第三次，周冠威的英文科終於剛剛好合格，足夠他報讀演藝學院的電影電視學院，但沒被取錄：「連面試機會都冇。」
周冠威讀完中七後，用高考的成績再次報讀演藝。這次他獲得了面試機會，但直到暑假快要結束，他仍沒有收到校方回覆的電話。周冠威知道自己已沒有機會了，又開始打工，在美心工廠當整月餅工人。
然後出現了電影情節般的一幕： 8 月尾某個上班的日子，周冠威穿上全身保護衣，在幾十度高溫下用大鍋煮蓮蓉——那是工場裡最辛苦，但人工最高的工作崗位。正當工場師傅問他要不要轉做長工，周冠威內心掙扎著「點算好呢」的時候，電話突然響起。他收到演藝學院的電話，給了他一個後補 offer 。
入讀演藝後，感覺如何？周冠威形容自己如魚得水 ：「考第一喎，哈哈⋯⋯將我之前嘅自卑一掃而空，原來我都有啲天份嘅！」他入學前零經驗，沒拍過戲、沒寫過劇本，但事後回想，他覺得自己被面試老師選中，或許是因為他甚麼電影都看，比同級的同學看得更多。
周冠威畢業時（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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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做場記當磨練 碩士畢業後首拍長片
2004 年，周冠威以一級榮譽畢業於導演學系。之後幾年，他拍了短片《念》、《嫲嫲的房門》和《樓上傳來的歌聲》，頭兩部的題材與他自身經歷有關，《樓上》則是他首次原創故事。他形容，以精神痛患者為題材的《樓上》是自己創作上的突破，放映後收到不少好評，令他首次執起筆撰寫長片劇本，將《樓上》改寫成後來大熱的《幻愛》。
但要拍長片，首先要有資金。《幻愛》的劇本寫好了，卻找不到投資者，周冠威只好一邊教書，一邊做副導演和場記。他喜歡電影，也喜歡一切與此有關的工作：教書時他可以分析電影，在商業片場中他可以觀摩別人，看別人如何分鏡、如何拍，再和自己的想法作比較。
2011 年，周冠威報讀演藝學院新開辦電影製作碩士課程。他坦言，報讀原因是被課程的宣傳吸引住——學院聲稱，會為首屆畢業生提供資金，完成一部長片作畢業作品。
結果，畢業作品《一個複雜故事》成為他首部執導的長片。他形容，這是一次「好好的經歷」，可以與行內知名的製作人和大明星合作，令他成長不少；但他亦承認，由於這是他和很多人合力製作的作品，自己作為導演但主導性低，也沒有最終話事權：「坦白講係唔啹的，之前拍短片好自由嘛。」
有因此減少對電影的熱愛嗎？他卻毫不遲疑地連聲否應，「唔會！我對電影嘅熱情太大⋯⋯你頭先問我初心，我對電影承諾咗之後，我一刻都冇放棄電影。」
周冠威在電影拍攝現場（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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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謊言拍攝〈自焚者〉 為抗爭拍攝《時代革命》
2015 年，周冠威參與《十年》拍攝，首次接觸政治題材。他拍攝的短片〈自焚者〉牽起社會對港獨議題的討論，但其實〈自焚者〉的劇本早於 2009 年已大致寫好，最初是源於他對政府再三拖延雙普選的憤怒：「我執著誠實，我重視承諾，但政府講大話。」
他強調自己是電影人，雖會留意社會時事，對社會運動的參與僅限於遊行和六四集會。六四是周冠威的公民意識啟蒙，當時讀小學五年級的他，一邊看著軍人用槍和坦克殺害學生的新聞片段，一邊聽著官方宣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成個電視喺度講緊謊話喎。對我嚟講係，哇⋯⋯原來呢個世界咁樣㗎？」
「如果政府唔誠實，咁我就要反抗。呢一種我為之係乖嘅，係佢哋唔乖啫。」
結果他因〈自焚者〉成名，卻也因〈自焚者〉而自焚了自己的事業。《十年》面世後，他再找不到人願意投資他的劇本。周冠威詢問行內前輩該如何解決，前輩建議他寫「悔過書」，但周拒絕。最終，他跑去申請電影發展基金和問人借錢，成功籌到 600 萬資金，在 2019 年 5 月開拍《幻愛》，用一個月極速完成拍攝。
對周冠威而言，《幻愛》是他真真正正能自己主導的第一套長片。拍畢那天剛好是 6 月 4 日的清晨，他回家睡覺後，醒過來就去參加維園六四晚會。
沒多久，反送中運動爆發，一名看過《十年》的商人聯絡周冠威，請他用電影記錄這場運動。周遂在 8 月開拍《時代革命》，一邊拍，一邊剪《幻愛》：「成個社運（個人狀態）都好分裂。」 11 月二橋衝突過後兩天，周冠威離開中大時，同一輛車上的人問他翌日有甚麼做。他想了一會，才記起翌日是《幻愛》首映。
拍攝時《時代》時，周冠威沒思考、亦沒擔憂過對電影事業的影響：「淨係諗，拍咗先啦！」他相信日常生活即是抗爭，因此作為拍電影的人：「當環境扭曲咗歷史，我去紀錄真相，就係一種抗爭。」
《時代革命》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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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拍電影 作為追求公義的手段
這些年，他收到很多關於〈自焚者〉和《幻愛》的迴響，這些說話都給他很大的安慰：有人說〈自焚者〉是自己的政治覺醒，「哇，救命⋯⋯實在太令我震撼」；有藍絲朋友看了〈自焚者〉，說大大改變了對香港獨立的想法；有年長的女士因為《幻愛》，告訴周冠威自己日後會嘗試接納兒子那名患有精神病的女朋友。
甚至，一名年輕女生在某次映後談後告訴他，《幻愛》救贖了自己：「『救贖』喎，唔係『影響』咗我喎！」他瞪大眼：「我唔了解好多，但我相信電影。」
〈自焚者〉和《時代革命》均是為香港而拍，他是否為此而放棄了電影仕途？周冠威猛地搖頭：「冇咁諗過！」他說香港、電影和信仰對他而言同樣重要，而他對三者的追求其實一致，就是公義、自由等普世價值。
「我唔需要好多錢去追求電影。我對電影咁有熱情，唔係表面嘅名成利就、鏡頭嘅美麗，而係背後嗰種⋯⋯可以影響人心嘅善良。」
那回到最初的問題：現在的你，願意為電影犧牲幾多？周冠威說，這條問題不太準確，因為電影如今已成為他的手段，一種用來行公義、施憐憫、爭取自由的手段——所以該問他的，應該是：你願意為你所相信的公義和價值，犧牲幾多？
他回答說，他可以犧牲自己。「失去自由、坐監、與家人分開，我都唔想⋯⋯但喺價值裡邊，我願意咁樣去行。」
去年10月，周冠威出席《十年》映後談時，眼泛淚光答謝抗爭者。（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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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若上天要我成為一台戲，希望香港人會睇
周冠威曾在訪問中被問到，若自己因拍攝了《時代革命》而被捕，想對香港人留下甚麼說話。他當時說不用，因為《時代革命》就是他的「遺言」，「我想講嘅都通過電影講哂」。
但我不太滿意這個答案：「如果直到你被捕一刻，香港人仍未機會睇到套戲呢？」
他聽畢後爆笑，想了一下，然後如此回答：「我知道香港人未有機會睇《時代革命》呢套戲，但如果我被捕嘅話，我自己就會成為一台戲。我唔想演出呢台戲，但如果上天要呢件事發生，咁我就會演好呢個角色。我希望香港人會睇呢台戲。」
（註1）演藝學院當時的入學要求為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
（註2）當時全港最大的租碟店。
記者：梁皓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