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早於反送中運動的某夜旺角，筆者赫然見到周冠威也在場拍攝，但他著筆者保密。兩年後真相大白，有一個人看完《時代革命》後嚴肅地站起，回頭望向身後的周冠威：「周導，你十九會被拉。」
只有極少人獲許觀看《時代革命》，除了片中受訪者，還有答應會為周冠威辯護的律師。
因為記錄片由名字到內容都沒諱飾，翔實紀錄反送中運動，所有口號和訴求都可在片中看到，一名受訪者便形容習近平為「皇帝」。
還有兩名受訪者本可優先欣賞卻沒有機會。
戴耀廷坦承若果當年七一他身在立法會，作為「和理非」他或許會阻撓群眾衝擊，但結果令他別有感悟：
「勇武派更愛香港，願意付出更大代價。和理非嘅最高層次就係自我犧牲，我自愧不如。」
而何桂藍則在片中佔更大比重，因為她在 7.1 和 7.21 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她說梁凌杰的死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第一筆「血債」，此後出現不斷的自殺潮，猶幸自毀的傾向「靠運動嚟治癒」：
「從此民主運動 ground 喺香港依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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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香港人促成這部電影
「喺康城。」
筆者探詢《時代革命》在哪裡首映，周冠威回答時語氣難掩企盼，那裡畢竟是電影的聖地。但聽著他侃侃而談，漸漸發現他說的「興奮」無關個人榮辱，「可以將受訪者嘅說話放喺咁得體嘅地方上映，我好滿足。」
影片已抵法國，政權無從阻撓，周導終於鬆了口氣。儘管康城影展早於 7.06 開幕，卻刻意瞞住《時代革命》的首映，直到 7.15 國際媒體才陸續披露，7.16 的首映日才公開海報。據悉康城深明事關重大，影片的上映或牽起莫大風暴。
但周導不會出席影展，因為擔心一去就無法回來，他誓要留在這片土地。
《時代革命》是周冠威第一齣紀錄片。過去他一直拍劇情片，因為《十年》的《自焚者》而暴得大名，也因此片開罪權貴而備嘗冷待。
晚近周導終於憑《幻愛》從谷底翻身，事業本可望更進一步。但他從不甘於苟合取容，註定要踏上 Robert Frost 的未行之路（The Road Not Taken）。
自反送中運動爆發，周導和不少電影人都想去記錄這個大時代，「好想喺依場運動出一分力，我有嘅係攝影機。」可是他正籌備新戲，也素來是「和理非」，既沒有資金另闢計劃，也沒有經驗跋涉前線。他有點不好意思透露，當警察推跌陳基裘伯伯並在狂射胡椒噴霧，片中發出「嘩」一聲的就是自己。「好想做又唔敢做。」既有家室之累，又有後顧之憂，當時正在躊躇。
所以最初並非周導促成這部電影，而是天假因緣才有《時代革命》。一名商人看過《十年》的《自焚者》而相當感動，在 2019 年 8 月主動聯絡周導，說很多人不明白香港的遭遇，希望有一齣電影記錄這場運動，認為周導能夠勝任，願意提供資金起步。
「當時我好亢奮，我一直期望出去記錄，終於有人推動我。」不過運動卻超乎想像地持久，資金無以為繼，周導私下眾籌集腋成裘，電影才終於殺青。
由於遲至八月開拍，而且礙於資金有限，很多重大事件和航拍片段都來自一眾電影人與各大媒體，「眾志成城」方有所成。故周導說在海報和結尾都沒強調自己是導演，而是「香港人作品」，「無論依場運動定依套片，都係好多人奉獻而嚟。」
《時代革命》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即國安法生效之日殺青。周導一個人出門，拍下紀錄片的尾聲。「依場運動由逃犯條例開始，因國安法而終結，總結到依場運動，係互相呼應嘅悲哀。」
他卻料想不到當日依然有很多人上街，還有很多人沒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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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匿名攸關責任
周導解釋片名在國安法推行前早已想好，他有想過更改片名或刪節內容，但念頭只是一閃而過，沒有付諸行動，同事也從未勸過他以自閹換自保，「我好慶幸大家知我份人，冇勸我咁做。」
「我懷住本心呈現依場運動，香港人的確喊過依啲口號。」初期的標誌口號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中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晚期是「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周導申明要如實交代運動的發展，「我要呈現真相，如果隱瞞係對唔住歷史。」他的堅持呼應了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的自勉：「不求得寵於當時，卻待了解於後世。」
在片末的製作人名單，周冠威是整個團隊唯一公開身份的人，「我掙扎咗好長時間。」開始傳出風聲會推行國安法，他已思慮應否匿名，「條片出到街，又保到自己。」
但匿名要面對兩個難關，一是實務，二是自己。總有人要負責「孭飛」，出面接洽發行，參加影展等等，「始終要一個有身份證嘅人。」就算自己隱身也要有替身代勞，否則實際的運作會困難重重。
「我確實搵到替身，有人肯替我『孭』依套片，俾我可以匿名。」未幾便發生初選大圍捕，替身告訴周導：「我好想繼續睇您嘅電影。。。我願意為您坐監。」
「聽完佢咁講我好驚，我真係好驚。」連累別人坐監比自己坐監更令他害怕，「縱使佢樂意承受，但點解係要佢承擔？我訪問咗咁多人，自己匿埋係不負責任。」
所以更難過的第二關其實是自己。應否具名的壓力令他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夢裡重遇自己的小學老師，「佢係我人生第一個讚賞我嘅人。」
周導回想從前的自己，小時候他好自卑。平生第一次獲得肯定，就是老師對他說：「周冠威你係一個好有責任感嘅人。」
在夢裡他被無數警察包圍，但和老師、太太和兒女坐在一起，他們閒話家常，非常平靜。說罷周導長長舒一口氣，數十年前老師的期許成就今日的他，「我係一個負責任嘅人。」
「夢醒我覺得好舒服，我唔需要匿名，依套電影係我拍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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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事交融締造巧妙平衡
香港民主運動的紀錄片可從兩方面概分為四類。
梁思眾的《傘上：遍地開花》、陳耀成《撐傘》主要為國際觀眾而拍；陳梓桓的《亂世備忘》、林子穎的《地厚天高》、「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理大圍城》則主要為香港人而拍。
從另一角度再作分類，《地厚天高》乃以人物為主軸；《理大圍城》則以事件為主軸。四大取徑互有組合，亦各有得失。
筆者曾向《佔領立法會》暨《理大圍城》的導演請益，他們都思考過此問題。外國觀眾很難理解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但又不想枉費篇幅解釋，而令作品變得淺薄，兩相權衡寧願以香港觀眾為先。
然而周導另有追求，拍攝任何作品都想所有人看得懂，還念及五十年後的香港觀眾，即使後人昧於過去依然能理解運動始末。「我唔理係邊度嘅觀眾，我係畀所有一張白紙嘅觀眾。」
「我希望有大事件嘅敘述，亦有小人物嘅描繪。」為了涵蓋整場運動，又使不同觀眾都能理解和投入，周導遂力求巧妙平衡：既拍事，又拍人。結果人事交融的成品「好 brief」地長達兩個半鐘，居然毫無冷場。
「剪咗好多次。」純熟的剪接讓複雜的人事交錯銜接。由訪問哨兵台、家長車的運作開始，藉此縷述運動的開端，隨後指陳種種警暴，再引介前線抗爭者的故事，而他們又為中大保衛戰、理大圍城戰作鋪墊。周導以人託事，以事寓人，人事交替讓情節層層推進，既讓外國人看得明白，也讓過來人看得入神。
周導很在意前因後果，「搞清楚乜嘢係因，乜嘢係果。」特別是運動為何爆發，為何激化。比如片中有促狹的一幕：一名市民質問防暴警的所作所為，防暴警朝他大聲吆喝：搵律師啦！不料該市民真的打電話找律師，要求身上沒有任何號碼的防暴警交代警察編號。本來態度囂張的防暴警氣焰頓時熄滅，縮往別處，由另一防暴警取代其位置。
還有一名受訪者是救護員，電影拍下他雖身患哮喘，但在催淚煙中不顧自身，除下口罩借給老人。他在 8.31 的太子站外哭訴能否下去施救，終究被警察拒絕而廣為人知。「本來佢只想救人，但經歷咗好多警暴，令佢愈嚟愈猶豫武力係咪可以解決問題。」影片細緻刻劃救護員和同學討論以暴易暴是否正當的思辨。通過受訪者的心境轉變反映大時代，見微知著，可概其餘。
「如果大家剩係見到汽油彈，一定嘩嘩嘩！你要睇到之前香港人點和理非，受過乜嘢遭遇，忍咗幾耐，你先明白點解運動走向勇武，轉變係有過程。」藉由受訪者現身說法，「政府不從民意」、「警權不受制約」乃是因，行動升級才是果。
周冠威對民主運動的歷史判斷，與殷海光不謀而合，後者九死不悔也誓要為五四運動招魂：
「掌握國家或社會機構的得勢少數人（dominant minority）主觀的自是之見太重，『我執』太深，而又過分自私自利，多方設法阻抑新力量之成長；那麼，在這一反激之下，溫和的自由運動，不是失勢，便是激化為激烈的勢力。於是，暴亂發生。。。使天下動亂者，不在自由份子，其責多在反激之的得勢少數人。」
殷海光〈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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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紀錄片不等於新聞報道
認識敘事（Narratives）的人都清楚，一切歷史敘事都隱含政治立場，從而形塑我們的政治歸屬。因此學者 Molly Andrews 點出「國族記憶的計劃受到（政府）嚴密監督。」《時代革命》擺明車馬站在抗爭者一邊，抵抗官方的「黑暴」敘事。
可是香港人習慣了看《鏗鏘集》和《星期 X 檔案》，訪問民主派之餘也要訪問建制派，藉此平衡「觀點與角度」，一些紀錄片都奉為圭臬。儘管《時代革命》涵蓋了抗爭者的不同光譜，但由始至終只訪問抗爭者，必然會惹來質疑，是否「中立持平」和「一面倒」。
周導解釋「documentary 一定會有立場」，不能流於「2019 年香港大事回顧」。《鏗鏘集》和《星期 X 檔案》畢竟是新聞報道，紀錄片雖有不同路向，卻不必囿於「持平」的窠臼。
「去番現實，我地仲需唔需要更多官方論述？」周導指出絕大多數媒體已由政權掌控，官方敘事已佔壟斷地位，那才是真正的「一面倒」。再去「持平」不過變相助惡，「依種平衡係不需要，不道德。」
周導斬釘截鐵：「我好坦白同你講，官方論述係謊言。我唔想講咗 2 + 2 = 4，就夾硬要搵另一人個講 2 + 2 = 5 — 多麼荒謬，我忍受唔到。」
「我寧願將篇幅畀抗爭者，尤其係需要蒙面嘅 Nobody，俾佢地有發聲嘅渠道，歷史需要佢地嘅聲音。」
拍攝《時代革命》最困難之處，就是在這場 Faceless 的運動大部分受訪者都要蒙面。「和理非」的受訪者可主動邀約，但前線受訪者則有賴巧合機緣。得拜託互相信任的前線穿針引線，再認識其他成員，聽他們訴說身世經歷，像試鏡般從中挑選代表，「你去到邊我跟到邊。」
周導披露在理大圍城戰，拍攝團隊共有五支鏡頭，從電影可見跟著抗爭者左衝右突萬分驚險。但更難得的是長期跟訪，記錄劫後餘生的慷慨餘哀。抗爭者不乏自我批判，反思「強迫罷工」不可行之餘，也沉溺於中大的小勝而失去分寸，冒進戀戰，終致坐困理大的悲劇。誠如一名受訪者感慨，理大是無數人揮之不去的「情緒病」。
國安法的打壓令抗爭者失語，「就算蒙住面都要拍到佢地嘅心。」周導刪去《時代革命》的一切記錄前，僅讓受訪者重溫以保他們安全，「仲喺香港嘅都搵哂」，受訪者都接受周導的處理。可惜有兩人失聯，有兩人身不由己，其中一名受訪者就在約定觀看那天被捕。
電影拍下他們的回響，「做咗好多嘢，唔可以同世界講，好辛苦。。。」最後他們多謝導演。一名前線抗爭者更反過來問周導，「導演咁你點呀？」現在輪到周導上前線，記憶之爭的前線。
「我成日諗佢地安危，點知佢地調番轉關懷我。嗰刻我好窩心，我自己都唔知我需要被關懷。」周導漸漸明白自己恐怕比受訪者冒更大風險，《時代革命》在康城上映那天，他的一生就會從此改變（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可是後有追兵，前路無人。
「冇人會同我再合作。」好不容易才靠《幻愛》苦盡甘來，周導獲得投資者青睞。但得悉他拍攝反送中運動，投資者向他鄭重道歉：「對唔住，應承你嘅事我做唔到。」新戲已暫時擱置。
甚至過去合作過的演員和同事都可能受連累。說到別人周導長長嘆一口氣，一時無言以對。「最擔心係依樣，影響到其他人最難過。」不知怎樣安撫他們，可保他們平安。
他有想過自己是否「自私」，「但犯罪嘅唔係我地，責任在政權，唔應該係我。」
「我唔想用依個比喻，但我地唔可以指責個女仔著裙所以俾人強姦。」無獨有偶，電影中一名受訪者便形容香港正受「強姦式統治」，而反抗會受到指責。
去到中大保衛戰，另一受訪女生語帶哭音，嘶聲力竭呼叫：不要再勸人「唔好送頭」，不想年輕人「送頭」就由你盡力獻身。
唯有所有人都盡力，才有另一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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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實現的「自焚」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Peter Maass 走訪過巴爾干火藥庫，見證南斯拉夫內戰。他曾質疑塞爾維亞人為何對同胞的暴行無動於衷，直到他親歷暴行為止。
當 Peter Maass 親眼看著一個塞爾維亞人捉住一個無辜的穆斯林，先毒打一身，再拉開步槍的保險掣，Peter 發現他和同事居然識時務地袖手旁觀。幸好穆斯林的妻子趕到，冒死擋在丈夫前面，最後夫妻都逃過一劫。
但最難受的是 Peter，原來他活在太平盛世的正義感，去到臨難之際會無影無蹤。他終於明白為何大部分人活在亂世會獨善其身，因為他沒有不同。
原來今年一月左右，有人深夜致電周冠威，謂收到風聲《十年》眾導演皆勢遭清算，勸他「as soon as possible」立即走。
也許周冠威會成為《十年》的另一導演歐文傑，但他拒絕。
「我唔走！我走就會輸俾恐懼。」他解釋留下是「追求自由」，因為自由不繫於肉身而在靈魂，「就算離開香港我都會俾恐懼囚禁。」
《十年》的生命力遠勝其他話題作，至今依然被反覆引述，其預言能力令觀眾無不歎服，而《自焚者》更可謂眾片之冠。
周導忍不住苦笑：「當年我都講過《自焚者》係我事業嘅自焚。」不但預視香港，也似乎預視導演的命運。
他有點同意用《自焚者》參照自己人生，因為一個忠誠的創作者是將真心放入作品。「我拍《自焚者》絕對唔係鼓勵大家自焚，而係象徵犧牲。藉電影問自己同觀眾，願意為信念為香港犧牲幾多。」
「2019 年抗爭者已經答咗我。咁我呢？」最後周導的答案是「我願意」，《時代革命》於焉誕生。「我唔知要犧牲到乜嘢程度，但我甘願。」
「所有結果都想像過。」他清楚自己的「下場」很可能像伊朗的異見導演，比如《的士司機》的 Jafar Panahi 或《惡與他們的距離》的 Mohammad Rasoulof，從此成為「地下（電影）工作者」，在監獄進進出出。
他承認思考期間不免會有緊張、掙扎、不安和恐懼。「但我唔想傷春悲秋 — 弊啦我踩到紅線我會坐監 — 恐懼全部係想像出嚟。未嚟就係假嘅，真係嘅話咪去受囉。唔好俾未發生嘅事，想像出嚟嘅恐懼箝制情緒同決定。」
「我唔想冇戲拍，我好鍾意電影。但我追求嘅唔係電影事業，而係電影藝術。藝術需要冒險，需要自由，需要無懼。我可能冇機會再拍電影，但我依然覺得平安，因為我贏咗恐懼，就算監禁都磨滅唔到依份自由。」
網絡時有去留的爭執，也許在別人看來「承擔」只是「一廂情願」或「一種逃避」。周導不欲捲入這些糾紛，不會批評別人選擇，只想交代自己為何留下，並非為搏取光環。
「去到依度我只能夠講信仰。我係好鍾意電影，但去到最後原來更鍾意公義。」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他只會效忠永遠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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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信仰者見到上帝
為何上帝會居然會對苦難沉默？無神論者常質疑有信仰的人，其實信徒在苦難中都有此疑問。集中營令最虔誠的人都陷於絕望，質問上帝為什麼。
布納（Buna）集中營有數萬猶太人，黨衛軍害怕暴動，會定時定候殺雞儆猴。一日集中營停電，黨衛軍捉住一個荷蘭人，搜出大批武器。荷蘭人被押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同伴與助手則受盡酷刑，但始終沒供出任何人名。
他的助手只有 13 歲。Elie Wiesel 說他長的很可愛，恍如「憂傷天使」的臉孔很討人歡喜。
後來黨衛軍召集所有人到廣場，要當眾處決助手和另外兩人。絞刑在集中營司空見慣，但吊死一個 13 歲小孩還是頭一遭。
兩個大人在臨死前大喊「自由萬歲！」男孩卻不說話，憔悴而平靜。但最可怕的事未完，男孩的身體太輕，無法即死。繩一直搖晃，數萬猶太人被迫望著他吊在半空掙扎半個鐘才斷氣。
Elie Wiesel 聽到周遭同胞在問，究竟上帝在哪裡。他在心底呼喊：上帝就在眼前被吊死。
從此 Elie Wiesel 懷疑上帝，直到蘇軍迫近，黨衛軍迫猶太人倉促遷往另一集中營，過程即所謂「死亡行軍」，黨衛軍擔心蘇軍追上，會立時槍決任何因老弱而墮後的人。
Elie Wiesel 看到一人有意擺脫年邁父親，不想受到拖累。那位老人是備受愛戴的拉比，始終保持信仰，守護族人。其時 Elie Wiesel 的父親還在生，他情不自禁再次呼喚上帝：「萬物之主啊，請賜予我力量。」他不想如此偷生。
葛培理（Billy Graham）曾嘗試回答「上帝的沉默」：“God spoke in creation.” 上帝對人的唯一要求就是信心，除此之外別無所求。
上帝不是靠邏輯來證明，上帝是靠有信仰的人用生命來證明。有信心就有拯救。
周冠威說：「我係一個基督徒，一個追隨基督嘅人。我好少諗其他人，我只會諗耶穌會點做。」
他引用《自焚者》的經典對白：「唔係睇得唔得，而係諗啱唔啱。」惟他補充知易行難，必須用意志撇除雜念，才能單純地用後者思考。意志正來自信仰，「離開香港係追求幸福，但我嘅信仰係追求基督。」
突然他若有所思，「呀我同您講過《自焚者》cut 咗句對白。」
當年《十年》剛上畫，周導披露《自焚者》刪了一句說話：「入教會就係為咗上街！」當時他擔心觀眾覺得太有傳教意味而刪去，惋惜至今，因為信仰真的是他生命的核心，「唔可以剩係講，信仰係要行出嚟。」
周冠威和太太有一子一女。除了一歲女兒，太太和六歲兒子都清楚他的決定。
太太對周導說：「你竭盡所能為使命搏命，我都會搏命支持你到底。」夫婦一直言行身教帶兒子參加「和理非」活動，包括機場的「鄧寇克大撤退」。周導和太太的教育，是不會對孩子有所隱瞞。
周導曾問兒子：「香港政府咁差，好多人離開香港，爸爸都考慮過，你想唔想？」。他答：「爸爸，我地一齊留喺香港，將香港變番做美麗嘅香港。」周導不可思議，「就係我潛意識嘅答案。」
他披露自己和太太都想過當傳教士。現在他回思：「我地想走入受苦嘅人當中。而家香港唔係比其他國家更需要我地咩？」
於是周導再問（挑戰）兒子：「爸爸拍緊套戲，可能會被捉去坐監，好耐見唔到爸爸，應唔應該繼續拍？」他答：「繼續拍啦爸爸，香港政府睇咗爸爸拍嘅戲會變番好政府。」
「嘩～佢地會變番好？多麼荒謬。」但周導一邊說一邊笑，他折服於孩子的理想主義。「冇乜可能，但佢仍然相信希望，仍然相信可能。」信仰便是對後代最好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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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影就是周冠威的遺書
周冠威想起一名記者訪問他後轉交太太的信，「老婆係你 fan 屎。」她在信內說很喜歡《十年》和《幻愛》，還附上書簽，恰巧來自台灣「銅鑼灣書店」，林榮基是片中受訪者之一。
書簽上有五字：「我盡我本份。」
周導沒有一絲僥倖之心，甚至連辯護律師、應否求情等等都已顧及。「我絕對唔會去猜度政權嘅紅線，揣測主子有咩得，有咩唔得係奴隸心態。」他已盡了本份，便交由上天決定命運。他不但會為自己為家人祈禱，還會為作惡者祈禱。
最後筆者冒昧問周導有沒有想好「遺言」：一旦不幸被捕，有什麼話要對香港人說。他說不用，因為《時代革命》就是他的「遺言」，「我想講嘅都通過電影講哂。」
原來團隊的同事曾建議周導仿傚其他紀錄片加入自己旁白。但後來他發覺不需要，因為很多受訪者已盡道他心聲，毋須他再費唇舌，特別是「蛇仔」。
「蛇仔」是理大圍城的留守者之一，「每次剪接重聽佢嘅說話我都會喊。」去到最後救兵不至，「蛇仔」準備捨身突圍。他說已撇下所有身份：「兒子」、「學生」、「男朋友」。。。「冇咗條命都要出去」，只剩下最後一個身份 —「抗爭者」。
於是「蛇仔」的說話便成為《時代革命》海報的標語：「不是時代選中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周導說當下香港就像另一個被圍困的理大，很多人竭力逃生，但有些抗爭者堅持留到最後，怎麼勸都不肯走，只要還有手足留下，「我想陪住佢，我唔想走。」何況外面還有手足為解圍而奮鬥。他們相信手足，終有一日能夠會合團聚，那怕在十年後百年後。
周冠威自願留在另一個圍城，將記憶的種子交給康城。倘若香港是即將沉沒的鐵達達尼號，赤臘角機場便是船上的甲板，無數人爭先恐後擠上救生艇，但有些人卻矢志留下，設法撫慰大家。
周冠威拿起小提琴，悠揚的音樂響起，正是《更近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海水已近腳邊，但記憶永遠流傳。
周導笑言若自己真的被捕，政權不過變相「宣傳」因禍得福，「只會將香港人嘅故事傳得更遠。」最後他語重心長地說，「依套電影會有自己嘅生命，交畀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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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後記
芷琪又失戀了，而且是今年第四度失戀。她的所謂「失戀」是暗戀每一個靚仔的男生，但咩都唔講，直到男生拖住另一女同學嘅手為止。
她的情緒好低落，Miss Chow 正好是她的洩憤對象。
Miss Chow 是芷琪的班主任，也是中文科老師，新嚟的她一直被同學欺負，但她唔知點解黐咗線，要求三篇範文都要背默：
一）北島〈一切〉
二）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三）何桂藍〈國安法定罪陳辭〉
全班差啲暴動，芷琪用盡全力大叫：「屌～何桂藍篇文成萬字點背呀！」
Miss Chow 一再話（二）、（三）都係選段，但同都學堅決反抗。Miss Chow 滿臉委屈，終於放棄要背默（三），但（二）就要背默全篇。
不過隔日 Miss Chow 就春風滿面，話金鐘的轉型正義博物館有新嘅電影展，她希望星期六同學都陪她一齊去。
大家都喊悶唔想去，由小學到中學年年都去，去嚟做乜。突然 Miss Chow 露出奸笑：肯去嘅話（二）都唔駛背默。
結果全班同學都報名就範。落堂後有同學悄悄告訴芷琪：Miss Chow 的爺爺喺「石壁」坐過好耐監。芷琪唔知「石壁」喺邊，同學話好似喺大嶼山，有好多牛。
星期六一班同學嚟到金鐘，嘻嘻哈哈。但 Miss Chow 突然變得好嚴肅，話只要睇一套片，睇完就可以走。大家本來好開心，但一知道條片長兩個半鐘，又再怨聲載道。
套片由 2019 年 既 6.12 講起，一個受訪者話估唔到當日運動會爆發，「咁早開波？香港人喎？」
另一個受訪者就撞番五年前嘅傘運戰友，而且一見番對方，對方居然立即拎出五年前用過嘅同一對手套。
芷琪早就清楚時序，但好多故事從未聽過。最後理大圍城戰中有個年輕人決志突圍，喺某間辦公室留低遺書，最後佢寫到「整污糟您張檯，我好抱歉。」
最後嘅結果大家都知道，「監獄都係我地整代人。」
但芷琪估唔到影片結尾會奏起耳熟能詳的歌，由細到大她已經聽過首歌千萬次，但睇完電影首歌變得完全唔同，芷琪忍唔住全身顫抖。完場後大家一片靜謐，Miss Chow 早已哭成淚人。
芷琪開始理解 Miss Chow，開始理解過去嘅人。追求自由民主嘅背後不過係愛自己屋企，愛身邊嘅人，冇嘅話就唔會有重逢嗰日。
她諗起已經背緊嘅〈與妻訣別書〉：
「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離開放映室，芷琪參觀影展介紹，有一篇訪問屬於參考資料。霎時間兩個時空重疊，芷琪怔怔細味訪問後記以 Elie Wiesel 的話作結：
「我們必須站邊，中立在幫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鼓勵作惡的人；而非受難的人。」
「證人強迫自己做見證，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也為了明日即將誕生的孩子，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變成他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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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
殷海光《是什麼，就說什麼：殷海光選集 上冊》
茉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埃亞勒．普雷斯《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蘿拉．希林布蘭《永不屈服》（Unbroken）
埃利．維瑟爾《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
Elie Wiesel, “Acceptance Speech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Elie Wiesel, “The Perils of In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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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威已刪去《時代革命》在香港境內的一切資料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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