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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社會學 VS 歷史學,只有真誠 VS 虛偽

沒有社會學 VS 歷史學,只有真誠 VS 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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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生不死最堪傷,
猶說扶餘海外王。
同入興亡煩惱夢,
霜紅一枕已滄桑。

〈《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後〉

識者一定熟悉這首詩的出處。但這首詩流播天下,背後還有意外的轉折。

陳寅恪先生寫的「謗時」,最初都以抄錄的形式零散地流傳海外。舊學出身的余英時先生一眼就看穿這首詩是寫台灣,因為《霜紅龕集》的作者是遺民傅青主,而望海詩的「一燈續日月」是寄望鄭成功能夠守住台灣的「明」室孤燈。

然而國學根柢深厚得如余先生,也無法徹底了解這首詩的深意,因為海外學者無法掌握文本外的細節。

後來大陸學者有系統整理陳先生詩作,陸續挖掘到更多資料,才確定這首詩的寫作時間是 1950 年 12 月,由是大家恍然了悟,原來這首詩在悼念當時剛猝逝的傅斯年。

而且陳先生暗示自己在中共治下「不生不死」,比客居海外「扶餘」(喻臺灣),英年早逝的「海外王」(喻傅斯年)更加坎坷。

這首詩的「文本」從沒變過,可是一旦清楚這首詩的「脈絡」或「語境」(英文皆為 context),詩的意義便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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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我們用語言溝通,背後都有一套雙方理解的「脈絡」,倘若沒有共享的「語境」,便會衍生歧義甚至誤解,茲舉一例:

A:劉俊謙靚唔靚仔?
B:佢梗係靚仔。
A:蕭雲靚唔靚仔?
B:佢人品好好。

留意 B 的回答很可能都是實說(我份人真係好好~),但部分人會聽出第二句回答有「顧左右而言他」的言外之意,如何「閱讀空氣」便見仁見智。

台灣作家黃大米便喜歡「翻譯」客套話背後都「別有深意」的梗,可見即使活在同時同地,都不可能共享完全一致的語境。脈絡隨著時代變動不居,史家要考據詞義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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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自古已來」已經有「民主」、「共和」、「民族」等詞語,但它們在古文的意思和現在完全不同:

「民主」:人民的主人,即皇帝。
「共和」:皇帝從缺時由重臣攝政。
「民族」:華夷之辨下的族群,在唐代「粵」也屬於「民族」。

這些詞語在古代都是頗為冷僻的字眼,但自西學東漸,外國傳教士、中日學者與報人參考古代典籍迻譯西方理念,令舊詞語獲得新生命。

「革命」一詞也經歷同樣遞變。它最早可能出自《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裡頭的「革命」的確是指起義或造反。

但早於漢代的《尚書正義》,「革命」已經用來表示「徹底變革」:「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

讀者別誤會筆者有什麼國學造詣。全因金觀濤、劉青峰合著的《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內有一篇論文專論「革命」的流變,附上列表詳盡分析古文「革命」有多種意思。

論文更提到 1895 年孫中山身在日本,見到日本媒體形容「興中會」為「革命黨」,當時他「大吃一驚」。

因為古文的「革命」側重於打江山,做皇帝,純粹易姓的改朝換代,與今人的理解略有分別。後來「革命」成為 revolution 的對應翻譯,影響了今人對「革命」的認識,尤其是法國大革命等新知,令「革命」的意思有所轉化,既推翻舊政權,亦創立新制度。

所以孫中山一時不適應「革命」的新用法,皆因他身處「革命」意義新舊交替的轉型期。

劉智鵬聲稱「革命」一詞「在中國有很長歷史,由商周時期到晚清年代其意思都沒有改變」。他要麼無知,要麼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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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是劍橋學派最重要的開山祖師,他的成名檄文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是思想史的經典文獻。

裡頭幾乎每一句話都在吊打劉智鵬:

Consider first the obvious point that the meanings of the terms we use to express our concepts sometimes change over time, so that an account of what a writer says about a given concept may yield a potentially misleading guide to the meaning of their text.

(首先必須留意顯而易見的一點,我們用來表達觀念的詞語,其意義時或隨時代而變。以為一個作者所寫的概念已經定型,可能會對文章的意思帶來潛在的誤導。)

We cannot even hope that a sense of the context of utterance will necessarily resolve the difficulty, for the context itself may be ambiguous.

(我們不能指望語境一定能解決困難,因為語境本來也可能含糊不清。)

The understanding of texts, I have suggested, presupposes the grasp of what they were intended to mean and of how that meaning was intended to be taken.

(我建議大家要理解文章的意思,前提是要掌握作者的意圖,還有他們如何讓讀者領會文章的意圖。)

簡而言之,史金納批評很多史家先入為主,穿鑿附會,將今人習以為常的意識和概念,生搬硬套往古人身上,以為古人用相同字眼就在說同一概念,實質大謬不然,犯下「以今誣古」的弊病。

而劉智鵬則逆向地犯下「以古誣今」的弊病,將古人的概念生搬硬套往今人身上,漠視不同時代有不同語境,不同人有不同意圖。

要理解文本的真正意義,必須理解作者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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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陳寅恪先生不少「謗詩」都寫得甚為直白:

「文章唯是頌陶唐」

「主人端要和聲多」

「宗朱頌聖有成規」

「著書唯賸頌紅妝」

「避地難希五月花」

不用精通古典,都看得出陳先生在譏刺中共,甚至想過逃亡。但詩文究竟實指何事?沒有定論可言,陳是故意寄情於詩,不用明說點破,避免因言賈禍。

一些親共學者為了曲護政權,諱飾陳先生的詩句沒有我們所想的意思。筆者不敢說他們一定錯,因為「婉委其辭,隱約其說」正是他作詩的深意。

陳寅恪比史金納更早闡明史家應有的操守:「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

衡諸「光港時命」作為政治文宣,其實梁天琦和陳寅恪的作品都懷著同樣意圖:作者都有意容讓多元詮釋和運用,言人人殊,從而規避政治迫害。

但深文周納的政權既沒放過陳寅恪,也不會放過「光港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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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大媒體都已詳盡報道唐英傑案中控辯雙方的專家陳辭,筆者本無資格置喙。

拙文僅想稍稍補充,法庭上沒有「政治學/社會學 VS 歷史學」的比試,對壘的只有「真誠」VS「虛偽」。

法官曾質疑李立峯教授:

『法官陳嘉信又問:你怎樣保障人們會說真話?。。。李立峯馬上說,「這不是一個蠢問題,相反很值得回答。」他解釋。。。社會科學認為,人們會視乎不同情況,例如面對不同的人、想要表現怎樣的自己,而說出不同的話。』

筆者正在讀一本口述歷史的學術書,作者在解釋方法學的章節,便點出此問題難以避免。李教授面對質疑時,沒有強不知以為知,坦誠地據實以告。亦可見所有學科的哲學都是觸類旁通,殊途同歸。

反觀劉智鵬則恬不知恥,強稱「光復」與「革命」的意思千載不變,結果被辯方大狀「盤散」,迫到牆角自取其辱

劍橋學派的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是歷史哲學的一門顯學,孤陋如筆者都略有涉獵,按理劉智鵬也一定讀過,否則他根本沒資格教書。他在法庭的所作所為,是加害異己以希圖倖進,曲學取容為政權驅馳。

余英時先生曾譏諷說,後世若有學者願意寫一本《中國曲學阿世史》,郭沫若一定名列前茅;筆者在此補充,劉智鵬也一定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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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愈來愈多史料證明陳寅恪想過去台灣避秦,中研院已經準備陳氏一家的入境手續。而且他還另謀後路,有意赴港大教書,寫信給時任馮平山圖書館長的陳君葆:

「近來時局日緊,將來廣州情形如何尚不得知。弟於萬不得已時,或有赴港一避之舉。」

遺憾陳先生躊躇不決,致成大恨,隨著中共得勢,再沒有「五月花號」可救他脫險。

但他更料想不到,港大和香港亦終非樂土,難逃他筆下的「天荒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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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
蔡孟翰〈從宗族到民族 —「東亞民族主義」的形成與原理〉
張求會〈陳寅恪一九四九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證據〉
郝時遠〈中文民族一詞源流考辨〉
楊子琪〈國安法第一案手記 1 - 6〉
昆丁・史金納〈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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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賴一位歷史學前輩點撥晚生,要屌鳩劉智鵬須認真讀史金納。終於草就拙文,由衷感荷,不勝謝悃。

(圖攝於政府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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