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介紹，零八年年初開始替一名英國自由記者A做助手﹝fixer﹞，至今出了三次差，兩次去深圳，一次去山西。報道刊登於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和《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對不諳當地文字的駐外記者，fixer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可以說，一個好的fixer比一個好的記者更重要──他/她決定了報道質素的高低。Fixer的工作很廣泛：前期的資料搜集和研究、交通安排、訂酒店、約訪問、引導記者提問、即場翻譯和文件翻譯、核實消息等；有了fixer幫助，記者的工作就是選取報道角度、緊急關頭決定堅持多久何時撤退、以及與老家的編輯聯繫。
讀者可能已聯想到，記者和fixer的關係跟殖民時代商家和買辦的關係差不多。西方記者和fixer最大的分別，是記者能夠接上以高價買報道和照片的國際媒體﹝主要是英語媒體﹞，而fixer，無論他的採訪能力有多高，用其母語在本地媒體發表的報道，稿費一般不及用英語寫作的十分之一。舉例，記者A在四月接到英國《星期日郵報》的「訂單」，叫他去山西採訪國內煤礦在奧運前增產的情況。《郵報》在找記者A前，已經用約十萬港元買下了另一名攝影記者的一輯煤礦相，如今叫記者A，是希望他寫篇簡單的特寫報道來配合照片。《郵報》給記者A的預算是五至六萬港元。這五、六萬，扣除他跟我到山西的來回交通費和三天食宿費、扣除我三天日薪﹝我收國內fixer價每日一千元﹞、扣除當地包車費﹝三天一千五﹞，就是記者A所得。記者A先後只要五天就完成了這篇報道。
我在伊朗和阿富汗當自由記者的時候，跟國內和香港的報紙都有合作。當時我剛出道，不懂議價。稿費是按出版的字數算的，香港和國內的中產雜誌一元一字，另一本後台強大的官辦周刊，稿費三毛一字。來回機票所有開銷都是自己負責，寫到手都軟最終只得萬多兩萬元收入。如果在同一時段多做幾次老外記者的fixer，收入也差不多，但我不用趕稿、不用向編輯推銷、不用擔心開銷、只需專心想辦法做好採訪。
記者A在英國已挺有名氣，曾經是英國八卦暢銷報章《太陽報》高層，最近的freelance傑作是獨家專訪到英國皇妃戴安娜的真愛──巴基斯坦醫生阿斯納特‧汗。我沒有問詳細，不過他的稿費應比初出道的英國自由記者高。老實說，對於新聞，我至今還﹝錯誤地﹞帶着一種理想主義心態，認為最重要是找到地方發表，稿費只屬次要。但對於記者A，新聞記者就是消息販子﹝他以工匠來自喻﹞，而消息有分值錢的和不值錢的，自由記者和編輯都在實踐中學會了如何為新聞貼上價錢牌﹝在香港，卻是買賣雙方都唔知價，自由記者一般是所謂「食理想」﹞。自由記者為了增加得到獨家消息的機會，便在不同國家建立起fixer網絡。這些地頭蟲fixer大多有自己的正職，很多是導遊，不過同時會為自由記者收料，如果得到勁料，fixer就會通知記者前去採訪。記者收到巨額稿費後，也會與fixer分享，提高fixer的挖料動力。
聽記者A說，他在亞洲某國的fixer曾經收買當地獄卒，要他拍攝碰巧在監獄內的一名西方明星。稿件刊登後，fixer得到一千美元額外報酬。獄卒就是fixer的fixer。
除了稿費高外，主要英語報章對版權亦有一套行規──他們給的稿費，只是買下首次刊登的權利，當報道刊登後，記者可以將同一篇報道﹝或改寫後﹞轉賣給其他報章。而作為記者A的fixer，我亦可以在他發表消息後，用我自己的名義寫另一篇報道發表。當然，很多fixer都犯不着自己寫報道，因為fixer跟記者一樣，也是一種工藝，就好本份，人工收妥就算。
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悶蛋城市，所以記者A每次找我也是做國內新聞。在此之前，我沒有在國內生活過，也甚少看國內報章和論壇，因此我跟一般的fixer不一樣，我不是地頭蟲，而是與自由記者一樣的無知，卻也因此與記者一樣，對眼前出現的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心﹝是的，雖然記者A大小新聞通吃搵錢養四個讀國際學校的孩子，但要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身水身汗跑新聞，好奇心還是不能少的﹞。
一篇關於中國社會的報道刊登在英國《星期日郵報》，主題無非是「你睇大陸幾離譜」，或者是揭發英國與大陸離譜事的關係，例如英國人買的米奇老鼠在深圳的恐怖生產過程，或者英國企業如何協助中國政府侵犯人權﹝全世界的媒體也在追逐本土角度，沒有本土角度的就沒人理會。南亞海嘯，香港媒體寫得最多就是香港人和華人的遭遇﹞，這樣的報道是在強化刻板形象多於激起討論。但西方記者的新聞觸覺，有時也會提醒我們一些習以為常的事，譬如最近我做的題目：深圳電子眼監控系統以至國內監控技術的發展。如果不是接到這個fixer工作，我不會留意到監控的網絡已經在邊界的北面迅速膨脹，而香港人也不知不覺成了國內研發最先進監控技術的實驗品。
上面幾段是前言，之後會把做fixer時搜集的資料整理出來，也會寫一些安排採訪的過程。
﹝待續﹞
圖片：大同國企煤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