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政治助理與副局長鬧出風波，有人說曾蔭權「stupid」，其實，不能怪他蠢，只能怪「政治人材論」惹的禍。
「政治人材論」近乎怪論。中國共產黨會關心自己的「梯隊」是否足夠領導中國上下，美國的民主黨或共和黨會擔心自己是否有足夠實力的總統候選人，卻很少國家會擔心缺乏政治人材這種動物。因為，有政治機會，就總有人淌這趟渾水，至於是否該培養政治人材，要看所謂人材究竟是何種政治信念。恐怖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是特種政治人材，但不會有多少人會認為要培養一下。撇除這兩個極端例子，不同的政治集團對何謂「政治人材」的理解必然差別很大，民建聯想培養「青年民建聯」理所當然，但民主黨與公民黨想要培養的則肯定是另一類人。
所以，只有回到香港的歷史脈絡，才能明白「政治人材論」這套有香港特色的理論。曾蔭權說這次是「用人唯才」，身為前朝官員，不知他有沒有記起，「人材」在殖民地政府當年的意義呢？
港英殖民政府管治初期，是沒有所謂政治人材的問題，英國殖民地部最多也只會關心，派出的總督是否能管好香港？而港督則關心，那些「高等華人」是否能幫他「間接管治」好香港？
直至發生六七年暴動，以及後來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港英以至一些想當謀臣的學者，才開始關心「穩定香港」的有效管治。特別是八十年代香港政治前途大定，民主訴求與平穩過渡同時成為政治議程。過去香港政治發展固然嚴重滯後，現在與未來也不能快，如何為此找個堂而皇之理由呢？「政治人材（缺乏）論」終於粉墨登場，與「行政主導」及「精英吸納」作為理想模式，成為香港主導的政治常識。
明明是殖民政府封閉保守，卻把香港人說成政治冷感，政治人材缺乏，先天不足。這本殖民秘笈，北京政府與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奉為金律，依樣畫葫蘆。
既然缺乏，就要培養，在「政治人材」的幌子下，曾蔭權究竟有甚麼政治計算，我們固然只能瞎猜，但是，就連他們是甚麼人材，我們也摸不著頭腦，只知道政府從此多了一些非公務員系統的精英份子，薪水很高。唯一能確定的是，政府大概覺得這對「管治」有利。話說回來，就連特首當選後也要放棄任何黨派身份，我們能期望知道副局長與助理是哪一派別的政治人物，他們支持哪些政治理念麼？
殖民地承襲下來的「管治」，只求有效，不單不計較政治理念，甚至不計較「效忠」，拉攏與否幾近是利益計算。當年「效忠英女皇」五個字，沒有人很認真，本地人說「打事頭婆（英女皇）份工」是最傳神了，不打東家便打西家；英國人也實際，沒有想過要你當英國人（所以才會有「BNO」），你持甚麼護照更根本不是重點，所以，過渡期裡大量「轉軚」人士便不足為奇了。但是，今天已不是港英殖民年代，是否「愛國」，是否「效忠」，朝廷上下奉為臬圭，外國護照兼居留權，在祖國榮光照耀下，即死。
有外國護照，不一定是其心必異。一眾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飽受媒體攻擊，定必滿肚寃屈。每一本外國護照，跟他們愛不愛國沒有關係，倒是他們的護照載滿了這群政治人材在殖民時代的印記。
有人可能是怕共產黨，有人本身可能就是不計較國家歸屬的務實派，有人就對西方國家較好感，有人想買個保險，有人順著移民潮浮過去了。這一切在殖民地時代都平常不過，也不會阻礙他們有日成為協助殖民者間接管治。今天，這都成為不能重提的過去。
時勢的變化，不令我驚訝，最令人驚訝的是角色的錯置。我驚訝曾蔭權的自在，他自己早已放棄了英籍，卻對政治新貴的「效忠」問題竟然如此不放在心上，真有當年殖民者的「胸襟」；更令我驚訝的是，早前李柱銘以至民主派被質疑是否賣國之後，今天民主派竟然高舉「國家效忠」的大旗，愛國陣營換了位置，反而顯得尷尷尬尬閃閃縮縮。都怪不得人，只怪民建聯副主席當了副局長。
弗洛伊德說，孩童成長都要經歷「早期閉合」（foreclosure），時刻冒現對母親的慾望，要持續壓抑或轉移，方能進入父權的「正常」世界。香港的「正常」政治世界，要政治人材轉移及延續殖民「管治者」的身份與慾望，但同時要壓抑殖民的經驗與印記。愛國效忠，已不是愛國陣營打擊對手的借口，也不單是轉軚的問題，而是在朝在野苦苦相迫下一起墮進的後殖民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