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森與白南克的七千億聯邦政府救市方案，怎樣說也不能說是市場行為，當然引起一直口頭上支持市場的美國社會爭議，不過，從資產清理信託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RTC〕）方案的建議內容及爭議，爭議的問題已不是簡化的市場與干預問題。
最簡單的反對理由是：為甚麼要慷納稅人之慨去救投資機構（所謂「bailout」）？既然是華爾街的金融業精英搞出來的爛攤子，為何要納稅人付錢清理？他們賺得盤滿缽滿時，從不多分一點錢給納稅人，想一想近年美國的減稅及稅率曲線進一步拉平，許多中產階級更憤怒。而且，這些精英更讓人覺得是「官商勾結」。美國財政部及聯儲局領導層，國際機構高層以及華爾街金融精英，他們經常在這些機構之間輪換位置，剛才提及的魯賓是一個，現任財政部長保爾森亦是，他曾是高盛及國際貨幣基金會高層。政府的政策與金融業做法互相配合，使這個階層及集團的利益繼續擴大。例如，減息及政府出錢救金融機構的做法，最大及最直接得益者是誰？也是他們自己。
這種直接反應，既有來自左派，亦有來自右派。至於經濟學家，亦呈現不同的意見，卻有更複雜的理由。
網上比較多人討論的是＜為甚麼保爾森錯了？＞，作者Luigi Zingales，幾年前與人合寫《Saving Capitalism from Capitalists》。他是市場的大好友，但我卻有點懷疑林行止把他歸類為新古典學派是否正確。Zingales指出，需要時刻提防資本家，因為當代資本家都「搵著數」，不喜歡真正的市場。公司資不抵債，本來可以按破產保護法第十一章，與債權人股債互換，減少負債比率。不過，Zingales也同意，危機迫在眉睫，股債互換要很長時間談判才有結果，所以，政府要做事。但他指出，要做的不是”bailout”，而是政府強制債權人減債（有點像第三世界減免債項），以換股或認股權，在大蕭條時，美國政府便幹過類似的事，而歷史資料說明是有效的，公司沒有每況愈下。這種做法頗合私有產權制度，但保爾森不選擇這種做法，是因為金融大鱷（即他說的「資本家」）不想自己負擔損失，而希望納稅人買掉那些已變壞的資產。
另一位經濟學家Charles Wyplosz＜為甚麼保爾森可能是對的？＞，似乎要為保爾森辯護，他認為，只要毒債能以極低價購入，然後，其市價不會繼續下跌，便不算是"bailout"。而他估計，RTC持有這種資產一段時間，很可能會升值，這樣納稅人不會損失太大。他認為，現在這些資產因為賣不出，根本無法讓公司知清楚自己的損失，令市場不透明及不穩定。
Willem Buiter基本上同意Wyplosz的看法，價格是重點。另外，他認為，政府買了壞資產後，跟接管兩房一樣，需要重組這些按揭貸款，將會觸動到置業人士的貸款及房產，對那些過份按揭貸款的市民政府該當如何對待，把他們的房產收回？要他們補差價？將是一個政治問題，誰敢搞動這渾水？我想，這也是一個道德問題：政府對（何種）市民的保護應到何種程度？
著名經濟學家Paul Krugman認為，金融問題的確是嚴重的，他同意美國政府要幹點事，但不應任由保爾森拿去七千億去買毒債，因為，現在的問題不是債太多，而是在按揭債券價格下滑下，令資本不夠或資債比率變壞。所以，他提議注資這些金融機構，然後由政府進入董事局改革管理層。而保爾森的方案則不是注資，而完全基於「價格恢復」（price recovery）的假設，即是說，只要政府出手買毒債，自然有人認為這些毒債值錢。這個假設是否對，沒有人知。但可以知的是，納稅人付了錢，究竟應該得到甚麼？保爾森的方案不會令納稅人得到甚麼，除了一個希望－－金融市場秩序可能回復穩定。Paul Krugman似乎有給予民主黨國會議員意見，他指修改後的方案要好一點，例如，不一次過撥款（第一次「只」撥2,500億美元！），RTC應是一個獨立受監察的機構，而且，亦要藉此限制金融公司高層的薪酬。
Paul Krugman及Luigi Zingales的學術觀點不同，不過，他們同樣關心這次救市的社會及制度涵意。Zingales認為，若讓華爾街大鱷輕易甩身，那麼，美國的資本主義會越來越是一種讓少數人賺錢，要犧牲大眾利益的制度。而Krugman則認為，不能讓金融危機的成本完全社會化（socialized），長遠來說，金融業的監管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我想，這才是這次救市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