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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她和她的三年對談

她和她的三年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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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明報》世紀,2009/3/29

免費約見臨床心理學家是政府提供的服務。聽聞私人收費挺貴的,平民大眾負擔不起。你大概需要一點運氣才能立即見到。

社署社工是個好人。她遞了張轉介約見臨床心理學家的同意書給我,叫我簽了它。「其實我不怎麼需要。」我說。「不,你試試吧,反正又不用錢。」她說。於是我簽了字。往後三年,見心理學家便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不是有間暗黃的燈光的大房?你臥著黑色皮製沙發椅,閉上眼睛,十指緊扣,胡裏胡塗地東拉西扯?」朋友問我。

心理學家在荃灣。我要經過商場的電梯,好像是上十二樓找她。旁邊有間水磨坊,是間美容院。玻璃門上寫著「社署綜合家庭服務,臨床心理服務科」之類。

接待處通常都有些孩子。我在小窗口按按鐘,寫下自己的名字和約見的人,然後等一會。等待的時候,我們可以借電子遊戲機玩,登記就行。當心理學家呼喚我的名字,我就會跟著她,穿過人們辦公的地方,到達她的房間。裏面燈光通明,牆壁是雪白的,椅背也是筆直的。

她做習作 她寫筆記

她姓王,我叫她王姑娘,三十多歲吧,我猜年齡不很準。

我們就是面對面坐著。她從文件櫃捧起沉重的檔案,揭到我的頁數。她的書櫃有字典,有幾本厚厚的DSM-IV。開始時我們有很多閒談。大概我把她桌上的擺設都一一問候了。她的貓照片、叮噹幾十個表情的海報、叮噹文具、貓貓相夾等等。她的樣子也像貓。我說說近來生活怎麼樣,會考舊試題做得如何,然後是高考試題做得如何;吃了什麼;問她是如何做心理學家的。她說沒有我這麼棒,考試從來沒有A,上不了香港的大學,工作儲夠錢就去美國讀心理學。

然後便進入正題。不知怎的,想到這裏,記憶便像白稀粥,要不然就零零碎碎。只記得她經常要拿紙巾給我抹眼淚,用過的紙巾團撒得她一桌都是。

有一些習作還是記得的,例如填表格,上面寫「家庭、父親、母親、婚姻、性」之類的詞語。我回去填好表格,說說自己對這些詞語的看法,回來就解釋自己填過什麼。有時我自覺習作做得不太好,不好意思給她看,不過再見她時,她都好像忘了,在談其他事情。不過無論做什麼,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她總會寫東西,寫在厚厚的檔案夾裏。在黑色的橫線上,她總是在飛快地寫著些什麼,應該是英文,字體有一點潦草。我不知道她究竟在記錄我說話的內容,如一些社署社工做的,還是在做什麼分析,寫下什麼診斷——診斷不是我的詞語,我卻想不到別的。小時候我病了看西醫,他寫了張診斷就叫我們去拿藥。媽媽說他鬼畫符。她的解讀是,「讀書多了,寫字反而這麼難看,是刻意不讓人明白嗎?」我問姑娘在寫什麼,她好像沒有說清楚,只是微笑。

又有一次她帶我到玩具房,裏面有很多小孩子的玩具。難道她叫我玩玩具?我忘了自己在裏面幹了什麼。印象中,她和我試過幾種不同的東西,古古怪怪的,使我好奇她的目的。這是不是什麼玩具治療、花花治療、草草治療?背後的哲學是什麼?如果我試探她究竟在做什麼,她通常都在微笑,沒有多說。她說什麼我都會依的,不過做的原因、做了之後又如何,卻是一個謎。

關係超越功能性才能完成功能

大概我廢話太多,有時她要單刀直入,我們才進入正題。正題是爸爸、媽媽和我,而「我」應該是最重要的。我抱著一去無訪的心態來。她為何會見我,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政府的安排,她工作的一部分。我不懂心理學,高中時讀過皮毛,狗隻何時會流口水、大便為什麼會有快感、為什麼吃飽飯後才會想自由和公義,我也懂一點。不過,我相信她是想我快樂,想我變得更快樂。雖然我不覺得自己不快樂。

我們為何會以「爸爸、媽媽和我」開展我倆關係的核心,是個長長的故事。佛洛依德說是從我出生的那天起,不過我可以說得清楚一點。簡單來說,爸爸自我八歲起便喜歡撫摸我的乳房和下體,但我不喜歡,直至中四,我不想再給他摸,便告訴學校的副校長,然後她告訴學校社工,她問我,

他是怎樣撫摸我的?然後社工告訴社署社工,她問我,

他是怎樣撫摸我的?然後社工告訴我媽媽。她問我,

他是怎樣撫摸我的?

我們的關係始於這三條問題。關係開始得如此功能性,但關係的性質卻注定,我們的關係要超越功能性,才能完成其功能,如果硬要說有什麼功能的話。至少我是這樣認為。

別將我給你的信打洞,

放入文件夾裏

因為見她的緣故,我可以向兒童之家申請晚一點回家。見完她,我會在荃灣城市廣場逛逛,買些小食再回去。有一晚,大約是深夜二三時,我的心絞著痛。心痛的時候,用手搓著乳房近著心臟的位置,就會舒服一點。雖然已經過了活動時間良久,我還是起了床,亮了枱燈,用中史課用的單行紙寫了五六頁,寫完心就沒有這麼痛了,就去睡。第二朝,我把它複印兩份,一份給她,一份給好朋友。

「這是我給你的信。你要把它怎樣都可以,只要你不要幫它打洞,夾在我的檔案裏,成為文件的一部分。」我說。

「謝謝你的信。我會細心看的。不過希望你明白,你給我的所有東西,我都要把它放在文件夾裏,但這不代表我不覺得它不重要。」她說。

我們的關係就是如此,爬梳著一個又一個年輪。我們大約一個月見一次,如果要考試便見少一點。在閒話和正題之間,我們夾雜著沉默。這時,我的眼睛不知轉到哪裏,她就會問我在想什麼。很多時我在性幻想,或者想著食物,不過我害怕她覺得我不尊重她,便告訴她較為恰當的思想,不知她猜不猜到,儘管我有時會坦白一點。始終,沒有性,就沒有爸爸、媽媽和我。

她總是為我著想,通常也是站在我的一邊。中學時,我只和過一個女性做愛,我不知怎的和她提起,她問了句,「有沒有penetration?」我說有,她只是叫我注意安全,說社會風氣未必人人接受得到,為了保護自己,還是不要太張揚好。我不同意她的想法,就和她爭論起來。不過她有時會激進一點,提議我投訴兒童之家的姑娘侵犯私隱,因為她們暗中搜索我的性玩具,也會一起商量方便自慰的地方。

她提議過我參加和我經歷相似的女性的小組,這個很好,不知怎的我當時竟然推辭了。最後的半年,我遲到遲得多,她問我是否不想繼續了。她覺得我們的進展比較慢,建議一兩星期見一次的密集治療。我不知道她想治療我什麼,進展又是什麼。她也沒有說清楚。而她的「治療」,不是我當時覺得熱切需要的東西,也不是我要理解我的歷史,使自己更快樂的唯一方式。我預料自己高考將至,讀書會很忙。就是這樣,我們終結三年的見面。不過她說,如果我有需要,也歡迎我隨時到社署申請這項服務。這幾年我再沒有見過她,自己和身邊的人,唯有成為我的心理學家,一如以往,有著凡人的快樂和哀愁。

[文 陳巧盈/編輯 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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