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在金融危機下，企業裁員，企業說天經地義，但工人取賠償，卻遇諸多留難，方冬雷就是其中一名被港企裁減的僱員，他在一間深圳科技廠工作已有五年，盡心盡力，二月被炒，原本向公司索取五個月賠償，可是港企藉詞怪他協助管理層偷公司資產，故不依法賠償，結果他寫下遺書，憤而自焚。
面對企業裁員，剛剛結束的全國政協和人大主要討論如何應付金融危機，擴大內需，增加就業。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大會上，以「複雜嚴峻」來形容當前的經濟形勢。為了增加就業，國務院更投放四萬億推動十種基建和福利。地方政府則為了財政收入，推出種種措施，例如增加出口退稅、購房退稅等，引起博客抨擊政府托市和貼公帑資助房地產商；它們放寬執行«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讓企業以廉價方式聘用和解僱員工，增加勞動者的生活風險。金融危機不單引發「失業潮」更牽起「剝削潮」。
金融危機下，勞工隱患處處見
去年底，我們組織了一班大學生到廣州，對由「新世界中國」開發的「新塘新世界」地盤進行調查，希望了解地盤工人的情況。我們一班二十多歲的年青人，裝扮成港商，來到新塘新世界屋苑的地產物業代理，那些代理殷勤地向我們介紹樓盤的價錢和環境，於08/09年每平方米4500-3700起，每單位約36-52萬；有很大部份的收入分別落入地方政府及發展商 。新塘世界的樓房樓高約二十層，外牆是橙紅色，顏色奪目，屋苑內有寬敞的廣場，馬路兩旁種植了一排排青綠的香蕉樹，綠化環境，景色怡人，一派豪宅格局。
之後，我們換了衣服，帶上安全帽，走進新世界中國建築工人居住的「生活區」──其實只是一所臨時搭建的宿舍，宿舍由鐵板建成，內裏有四至五間板間房，每間房有六至八張碌架牀；一間房內男女共住，有些工人一家四口睡在一床位，他們用一塊圍巾遮蓋著，在床上建立一個小小家庭；休息時，他們便大伙兒在房間聊天和吃飯。
宿舍對面是用鐵皮所搭建的公共厠所和浴室，因為鐵皮穿孔，所以外人可以從外牆清楚地看到裡面的情況，沒有私隱可言。後面是食堂和廚房，旁邊有一煮食爐，甫進去就有十多隻老鼠正在互相追逐，崩崩跳，嚇了我們一驚，我們連忙取相機，拍下照片。
走到一幢正在施工的高樓，我們戰戰兢兢地乘坐一架臨時電梯到十四樓找工人聊天，電梯往上升，我們便一直擔心它會否失靈。梯內有一位年約十七歲、沒有携帶安全帽的工人操控著電梯的升降。到了十四樓，我們越過電梯進入工作間，遇見一位正在貼磚的工人，我們問他何時休息回家過春節，他說：「會在春節前完成工程才可回家，所以每天要做十多小時。」我們心想「這已違反勞動法每天八小時的標準」。我們好奇地問：「你每月工資多少呢？有沒有加班工資呢？」貼磚工想一想，說：「應該有三千元；但包工頭每月只給我約六百元作生活費，待工程完後，才給我餘下的費用。」我們問：「怎樣計算工資呢？」他說：「計件的，每貼一磚有10多元。沒有加班費。」
我們問：「那麼你有沒有紀錄貼了多少磚呀？」他說：「沒有。」 我們連忙追問：「有沒有簽合同？」他說：「沒有。」我們訝異說：「那你們不害怕包工頭走掉嗎？」他說：「不怕。」他說他有信心可以向公司追討薪酬。在這個行頭，工人與包工頭的關係全靠一個「信」字去維繫 ；可是拖欠薪酬並非罕見，根據2003年北京市統計局調查，拖欠民工的工資在建築業是最嚴重的。
因此，我們發表報告抨擊「新世界中國」沒有承擔監督內地建築工地的情況，要求它盡快與工人簽合同及按月發放工資等。當然它回應說沒有責任做這做那，又說已按法例做足。
春節過後，我們回到同一個建築工地了解情況，除了保安加強和宿舍的位置改變了，宿舍設施依舊簡陋，沒有改善。建築公司依舊沒與工人簽合同。
電視機不停播放金融危機已影響中國實體經濟，失業問題會越來越嚴重，農民工為保職位，不敢為企業違法之事出聲，只信包工頭在工程完結後清算工資，可是一旦包工頭或建築公司周轉不零，拖欠薪金，工人如何辦呢？建築工沒有想到，沒有法律文件，他們想維權也沒有望。
回顧法例演變的原因
據2009年2月的南方都市報，自《勞動合同法》實施而來，廣州地區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比前年同期急增八成，勞資矛盾大幅上升。其主要原因是企業在勞資關係中享有很多特權，部份企業更不執行關於工作時間及加班費，甚至拖欠工人工資。在現在經濟就業困難底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更難實現。
國家自1993年深圳致麗大火（該大火燒死８０名職工）後通過《勞動法》保障非國有企業的工人。可是地方政府一直沒有嚴格執行法例，確保工人簽訂合同及獲取應有的工資，結果勞資矛盾處處皆是，到了2008年，國家為了加強保障工人的力度，實施《勞動合同法》。初期，資方強烈反對新法例，認為《勞動合同法》象徵著回到大鍋飯年代。
事實上，我們在法例實施其間仍發現一些民營企業／代工廠超時加班、不依法計算加班費，歧視乙型病患者及大量聘用低廉的學生工和臨時工。另外許多建築公司更沒有和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甚至拖欠工資。有些博客更說《勞動合同法》已廢了。
在金融危機下由於農民工正面對就業的困難，遇到勞資糾紛，他們根本沒有權力與資方談判，遑論要求「生活工資」。地方政府為了創造就業，各自施行政策，吸引資本以增加庫房收入，很多時為了短暫的經濟利益，他們便犠牲了弱勢群體的利益。
總結：
其實政協主席賈慶林除了帶出保就業等國策外，他還強調要解決民生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並期望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努力做到企業不裁員、不減薪、不欠薪」。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指出，民生連著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的情況下，更要加大改善民生工作力度，擴大就業，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全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可是在金融危機下，地區政府只為自己的「荷包」，放寬執行新勞動合同法，讓資本創造「劣質」職位，又或包庇房地產商而穩定樓市；各省人大委員又主要提出增加就業、刺激內需和提升企業轉型的議案，忽略了廣大農民工面對資本、企業的壓迫（包括，低工資、拖欠工資等問題）；港資代表又藉機提出修改«勞動法»，例如取消「八小時工作」和「每月３６小時加班」的限制，打工者的聲音在哪裏！真令人擾心。
根據2004-2006一項中國農民工的調查 ，調查機構發現有半數的農民工沒有與企業簽合同；20%的工人說在最近半年內有被拖欠工資的情況；到了2008年，我們在新世界中國的建築工地中發現近100%的建築工人沒有和企業簽合同，企業也沒有按月發放工資。其實此時此制，企業不惜一切以低工資聘用工人，中央及地方政府更需堅守已訂立的法例---確保企業與工人簽合同，按月發工資等—解決社會問題；同時提出新措施，例如工業傷亡基金，失業援助金等解決現時農民工面對的困難。只有樹立有效的法制管治，長遠來說，這才能引入有社會責任、有實力的資本到國家投資，對中國經濟及國民的福祉才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