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本年一月二十七日，王岸然及鄭經翰兩位學者，在《信報》上就「教改」而論的文章，坦白說，兩位學者見解都可謂相當獨到，王氏認為上萬教師借死人而抱怨，勸喻教師同儕冷靜行事；鄭氏則以為教改方向正確，而執行不當，要求當局就上萬教師上街意願，審慎檢討。二者所持的觀點雖有相合之處，但具體言之並不一致，尤其在「萬名教師上街」的一點看法上。
濫用民主權利，民主淪為反動工具
自九七回歸以來，香港巿民似乎特別喜歡以「遊行」的形式，來表達對政府不滿的訴求。正面地說，這是一種邁向民主理想的具體表現，但是倘若肆意而行，似乎就過份地利用了香港自身本有的民主權利。這次「萬名教師上街」的起因，照鄭氏所言，就「是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出言不遜，對近日接連自殺逝世的兩位在職教師不敬」所致，可是，事件最叫人納悶的反而是王氏所說「教改是幾年下來教育政策的累積，令你們工作壓力很大，這大概是事實，是普遍的現象，但這是幾年以至十年制度結構出錯，不是羅太一人的問題，為何這麼多年你們不組織起來抗爭？」這正正指出了問題的所在。香港歷次的「七‧一大遊行」，上街人數動輒數十萬人，然而，當中訴求各異。當日，筆者既身為記者，而身邊不少記者朋友都大概會有這個體會。在採訪過程裡，數十萬人之中，為數不少的竟是胡里胡塗，便隨便上街，大聲呼喝要求某某下台的人士。時至今日，上街遊行逐變成一種普遍的現象，而但凡上街都幾乎是要某某下台。如此，胡里胡塗，妄顧是非曲直，則似有過分利用民主權利的情況，把「上街」變成沒意識的反動手段。這著實是一種不太健康的政治。
壓力是普遍問題，減壓之行務急
王氏說「無論哲學家或是心理學家都指出，自殺是自愛行為的延續，是自私的行為，只能同情，不能歌頌。」兩名教師自殺的行為，當然是不值得鼓勵，而一個人決定自殺，背後一定有他自身的複雜原因。近年，香港教育政策改革帶給教師的沉重壓力，固然值得政府及各界關注，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任何行業都有其自身的壓力。王氏指出「教師高薪，理應做多些工作，承受更大壓力」其實亦不無道理，而筆者想說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底下，有更多的職業，所承受的壓力更大。有的職業，在新春佳節還要起來工作，亦沒有甚麼學校假期之類的事情，更加未曾想過可以有任何渠道宣洩，最糟糕的是他們連要打倒誰，要大聲喝誰下台的矛頭，都不知道。壓力行行皆有，是香港普遍的一個現象，這與其說是教育界的問題，不如說是整個香港的問題，這方面可以借早年杜雷斯的一項調查，香港上班一族的性生活，遠低於全球應有的水平。以微知著，可想而知，港人多年以來，默默承受著多大的壓力。教師自殺與教改既然未必有一個直接關係，而壓力卻一直存在，李國章於遊行以後促請「成立研究減輕教師工作量及壓力委員會」，姑勿論研究多久，總算是一個正確的做法，而叫人深感奇怪的是難道真的只有教師才有壓力嗎？教師迄今死了兩個，而香港每天都有人因為不同的壓力而自殺啊！當然死了多少也是生命，但是這應該是整個香港的問題吧！有關當局是不是應該不要那麼短視呢？
教改是非曲直，理應更持平而論
鄭氏說「事實上，過去教育經費大多投放於課程、教學模式和評核方法等軟體變革，卻甚少用作增加教師人手或小班教學等硬體變革上，難怪教改效益不彰。以現在中小學的人力和資源配置，根本只能推行知識工廠式的教學模式，不增加人力資源，甚麼校本評估、專題研習、外評等改革，都只會流為形式主義的徒勞，甚至效果適得其反，只會倍增前線教師的工作壓力，而無助提高學生的教育水平。」筆者認為鄭氏的說話有點偏頗。不得不承認，教育事業是香港政府相當重視的一個項目，姑勿論回款到底多少，政府幾乎是年年大量撥款支持，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至於增加教師人手及小班教學準備上，教育統籌局的確亦投資了不少資本在這一方面，諸如大量聘請教學助理，協助日常的教務及行政工作，而小班教學的逐步實施、雙班主任制的運行，以及所謂的「肥雞餐」逼使教師早日退休換取更多的空缺，亦一度使不少超額教師得到暫時的安置。這都是教統局近年切實而行的政策，平心而論，批評教改政策之時，亦理應不要過份地諉過於人，當然這更非羅太一人的責任，由此可見，鄭氏所謂「長期不肯增聘教師」一詞，似乎有未夠公允及深思的情況。至於鄭氏說到「還要縮班殺校，為教育工作者製造生存和工作壓力」，其實，縮班殺校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筆者曾經採訪過一度在被殺邊緣的鮮魚行學校，梁紀昌校長亦曾表示被殺校的主因是由於該校「收生不足」，這似乎是香港普遍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必然結果，更甚於是一個誤政或有意增加教師壓力。倘若出生率持續下降，收生持續不足，仍然不願行殺校之舉，不行合併上下午校之策，將會是更浪費資源吧！
「萬名教師上街」是一個現象，是香港邁向民主的表現，可是，濫用民主權利，上街遊行將會越來越變成一種空洞的文化藝術現象。事實上，近年「行為藝術」的抬頭，其要求表達的政治訴求，亦漸漸淪為文化表演。筆者深信現今香港仍然享有高度的民主自由，但願上街的巿民要好好珍惜自身的民主權利，不要過分利用民主作為工具，而香港普遍的壓力，亦實非只是教育界的問題，希望當局可以更宏觀地處理問題。至於對教改不滿的怒火，懇請各界都能冷靜下來。社會的和諧，實在需要更多的包容、體諒與協商，勿過份苛責，諉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