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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專樂隊聯會」的公開信

給「大專樂隊聯會」的公開信

觀察所見,大專音樂會好像日趨商業。本地獨立音樂圈不 見得怎樣茁壯,倒是尋找商業贊助的技術越來越成熟。我 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進步。

我猜想沒有人會真正介意院校音樂會的瑕疵。印象中,曾 經見過有演出時結他音箱報銷掉,然後台上擠上十來個不 知怎麼辦的學生工作人員,花大半小時才處理好,完場時 竟然大叫 good show;看過跟台的同學,望到跌咪跌鼓 卻毫無反應,又或肆無忌憚在表演者前蕩來蕩去;看過演 出場地內沒有人支援,台上的想要個拖板也沒有支援,卻 有大量人手在場外叫賣紀念品;在數隊金屬與硬核樂隊當 中,無厘頭加插一個電子音樂演出;沒有與業界溝通,不 只一次有其他音樂活動,搞手因撞期弄到血本無歸─ 碰 着同一晚有免費 show,收費的鐵定會失去大量觀眾;只 找舊生演出與教學,雖不至於利益輸送,但小圈子卻是有 的,而新樂隊的確很難進入。但這些真的都不太重要,「學」的本義就是容許犯錯、鼓勵嘗試,才有機會進步。 但一直以來我估計難處在於院校音樂學會搞了一兩個騷, 便畢業離校,新人上莊,不知道前人的寶貴經驗可以怎樣 承襲,因此多年來不見有大改進。

我還不明白為什麼會有租用校外場地來辦大專聯校音樂會 的風氣,也懷疑學院本身的資源從何以來、如何用得其 所。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搞一場免費音樂會,必需要 有商業贊助,但這個商業大騷的意義是什麼?為何「最終 站」不能每年在不同院校巡演?又為何不嘗試在公共空間 舉行? 2012 年在九展的音樂會,竟然在未有知會樂隊的 情況下,預先承諾潮流品牌,然後在演出前不久要求樂隊 穿上旗下服飾,為他們打廣告。有樂隊斷然拒絕演出,然 後當我在電話裡嘗試理解的時候,才知道真正搞手並不是 大專學生,而是一個自稱「專門為大學辦活動的公司」。當真呆住了,我們容許大專音樂會的沙石,想像學生肯嘗 試搞音樂會是美事,但原來都誤會了,活動並不是學生舉 辦的。

這個是否還可以稱得上「獨立」音樂會?不好說,倒想起 一些獨立音樂的故事:Chad Smith 於 1988 年應徵樂隊鼓 手位置,被主音要求不能留長髮束頭帶,因為不夠朋克, 但翌日練團時依然故我,束上一模一樣的頭帶,然後成為 Red Hot Chili Peppers 的鼓手;Asian Dub Foundation 的結他手 Chandrasonic 為抵抗資本主義,走進樂器店買 下全店最便宜的電結他便一直使用;民謠歌手與劇場音 樂家黃衍仁,喜歡把有商標標語的衣服內外反轉地穿;獨 立樂團先鋒黑鳥,所有的出版都是自資、自己發行。可 能獨立音樂的基礎,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拒絕,正如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的《Killing In The Name Of》般: fuck you I won’t do what you tell me。尤其在商業主 流音樂之中,盡自己能力以拒絕作回應。

美國教育家 John Holt 於 1964 年發表了經典書籍《兒童 是如何失敗的》(How Children Fail),紀錄他作為老師觀 察到的教育真貌,成為教育學的重要啟示。Holt 認為學 校過程 (schooling) 會令一些有無限想像力、機靈活潑的 年輕人,為滿足教育系統內成年人的期望或要求,最終跌 進害怕失敗、感覺沉悶和困惑迷惘的絕境。但在不受成人 的干預下,作作白日夢,或在被視為「無益」的遊戲當中, 學童儼如按下了創造力的鈕掣,重啟想像力的反應爐。有 時候一些舊有文化、統識,可以扼殺人的可能性,令人無 法學習,儘管是所學校。

如果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次文化美好理念,只能夠存在於 歌詞、音樂、唱片封套或是在訪問之中,生活上的選擇卻背道而馳,縱使不是存心欺騙,但也真的是曲解了。希望 我們珍惜院校的資源與機會,好好體驗另類的想像。香港 真的已經夠商業了,音樂會還有很多可能性,試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