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是我上月去德國時拍攝的相片，位置在德國柏林聯邦議會對面的公園。在二十五年前，這是西柏林的邊界。拍攝的日期，是德國統一二十四周年的十月三日，從我這一點向遠望不到一百米那燈光，是柏林著名的地標：勃蘭登堡門。
在數十年前，在國會和勃蘭登堡門之間的位置，不是車軌和道路，而是一道牆。公園欄柵掛上一個個白色十字架版，每一個都是紀念因試圖越過柏林圍牆下而犧牲的東柏林人。
第一個越過圍牆而被射殺的東柏林人叫PETER FECHTER彼得費查的十八歲年輕人，在與朋友逃亡時，在圍牆和鐵絲網間的無人地帶被東德警衛射中，由於西柏林警察不能越界，只能投擲急救包，東柏林警衛則沒有救助，結果他因無人施救失血一個小時而亡。
而相中最靠近位置的十字架，則是紀念1989年2月最後一個被槍殺的犧牲者CHRIS GUEFFROY。不幸地無獨有偶，他也是位年輕人，才二十歲，生於彼得費查身亡的六十年代，此前整輩子就活在圍牆的陰影，而且即便是八十年代，越過圍牆仍有被殺的風險，但他依舊選擇和朋友出逃，結果被連中十槍斃命。
如果他再等9個月，就可以活着見證柏林圍牆被推倒了。
1989年11月，我只有十一個月大。我沒有記憶圍牆倒下的一幕，之於我也沒有記住1989年6月發生的事情；只是因為看過地圖和電視紀錄片，知道這城市的名字和背後的故事。在二十五年後的時空，我走過這條道路，花上的時間，不到一兩分鐘；而歷史上，有些人穿過這道牆，可能等了整整廿八載光陰，甚或賭上喪命的風險，為的就是活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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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與立憲的角力
看着聯邦國會大廈，上面懸掛的『黑紅黃』國旗隨風飄搖，一座歷史建築配上一面極具象徵意義的旗幟，這幅圖像可說是引證德國近代歷史和民主發展的歷程。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係德意志各邦國在1848年革命期間成立的議會，計劃以民主方式統一德國，可說是為德國往後建立全國立憲體制奠定基礎，而『黑紅黃』國旗就是當日立憲主張的象徵，但往後國會和國旗所象徵的立憲精神卻受到專制帝政的衝擊。在1848年召開的國民議會，普魯士王室因為拒絕接受由平民賦予的帝位，結果國民議會徒勞無功下被迫解散，建立統一立憲德國的努力隨之宣告失敗。
1848年德意志革命結束，就和柏林圍牆倒下一樣，同樣發生於11月9日。
隨後德國統一，新帝國並沒有對議會有很大尊重，俾斯麥的表明自己並不是靠議員吹水，而是靠軍隊作戰和外交博奕才統一德國；新國家採用黑白紅顏色作為新國家的旗幟 –『黑-白』象徵普魯士、『紅-白』象徵漢薩同盟的混合色彩，放棄使用『黑紅黃』以示對立憲派切割。
激進衝擊 共和消亡
一次大戰後，帝制結束，威瑪共和成立。共和國成立的日期，和柏林圍牆倒下一樣，是11月9日。威瑪共和在相隔五十年後，終於採用了1848年國民議會憲法中的保障國民基本權利的條款；也隨住共和派的支持，國旗確定1848年『黑紅黃』的國旗，但復辟派依然視舊帝國的『黑紅白』國旗為國家象徵，恥笑共和國『好揀唔揀將芥末撻上國旗』。
右翼保守派的動搖共和體制的基礎，也為激進政治力量培植基礎。在1923年，也是11月9日的日子，希特拉在慕尼黑發動啤酒館暴動，最後暴動雖然失敗，卻為希特拉的崛起作了一次開山小試。
在三十年代大蕭條間的動盪時期，黑紅黃國旗成為了對抗共產紅星和納粹符號的徽記，最後，大家都知道的結果是納粹黨取得勝利。共和國旗被棄用，維粹旗取而代之；國會大廈亦被縱火，希特拉藉口『共產黨放火搞亂德國，危害國家團結』云云，就此散播恐懼，打擊不同政黨，建立獨裁體系，之後就是大家都知道二戰的空前浩劫。在開戰前的1938年，同樣是11月9日，納粹黨員明張目膽的攻擊猶太社區、商店、會堂，歷史是記載這一晚為『碎玻璃之夜』。
冷戰與分裂
第三次棄用緣起東德。在盟軍結束佔領後，西德國會在眾多方案中，重新選擇了黑紅黃國旗，以展示與威瑪共和的延續性；而東德原本也採用相同旗幟，但隨後在1959年額外自創一個加上東德國徽版本的黑紅黃國旗，由於當時西德政府不承認兩德分治，因此這是蓄意加深兩德間分裂的挑釁。
同時，西德首都設在波昂，西柏林法律上依然是盟軍佔領下的城市，本經二次大戰砲火摧殘的國會大廈，就此荒廢於西柏林交界一側，見證圍牆象徵的隔離和對峙。就是那一段與勃登堡門整整二十八年眼目及而不能至的歷史。直到柏林圍牆那個在11月9日倒下十多個月後，東德五州歸入聯邦德國，這支國旗才成為全德國的國旗，見證民主政體的落實，而聯邦國會也遷回柏林，再在九十年代經修葺，在那曾被縱火、戰亂、廢棄的歷史建築中，重新落戶。多個11月9日的巧合後，民主的追求終於重整鼓，繼續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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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前，時值雨傘革命持續了一個星期，我身處柏林，參觀國會大廈。國會參觀的預約站就設在悼念柏林圍牆死難者十字架的不遠處，櫃枱職員看到我那本來自香港的護照，便問我對香港的事情有甚麼看法。我概略地描述，『究竟一個假民主和無民主的選擇，可以有甚麼進展』，職員反問對香港的未來是否樂觀，我倒真是一時語塞，只能搖頭以對。
我們的城市，踏着民主化的腳步，書本中東歐拉美民主化的過程記敘，好像都在香港重新上演發生。不同的事，我們是歷史上稀有的例子，在一個專政國家裏面，爭取一個地方建立民主政制；主體訴求既不涉及分離主義，也不是以短期內民主化反攻，主動改變國內專制政權的狀況。這種民主與專政並存的格局，成為特例，卻也是現實底下力所能及的選擇，縱便是如此，這個香港內部自治民主的目標，也得不到中國大陸的允許。
晚上，在著名的國會圓頂圍繞參觀，導賞耳機訴說一個個柏林地點和背後事跡，就在訴說付出了整個近現代歷史而來的民主成果得來不易。而且就算有制度民主，兩德在冷戰期間的社會、經濟發展、價值觀的差異，也是二十五年後今天民主政體需要面對的處境，正當德國依舊需要用很大的努力去彌合內部的落差與分歧，反觀香港同樣因為政制改革步伐和近年的社會爭議，經已在世代、教育水平、階級、地域、職業流動性等不同位置劃下鴻溝，每個人都在這些位置中，找到支持自己立場的理由。
可惜的是，民主政體本該試圖處理這些分歧，但為北京方面為不民主政制設下框架，迫使香港走進死胡同，隨着佔領日久，政府賴皮不讓步，官商鞏固自己的利益，解決死局，也隨之越走越遠。
推倒建制高牆容易，推倒無形高牆艱難，不同時空下，對抗東德和納粹同樣是種勇氣。在國會大廈門外，有一個鐵鑄雕塑，是紀念被納粹黨殺死的96個威瑪共和國會不同政見的議員。對抗一個當日人人不滿的東德政權值得我們追慕，但對抗一個人人沉醉支持其中的納粹政權，更值得我們反思，避免在眾聲歡喊之中埋葬自由的價值，甚或埋葬對一個人基本的尊重，提醒歷史不應重蹈覆轍。畢竟，這個月來我們聽到『最好打死班廢青』經已不是甚麼新聞了。
唯有我們以爭回個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對抗專制打壓帶來的分裂和傷害、改進一個維持社會不同而合作的制度，作為行動的目標。總有一天，香港也能推倒那一片高牆。THE WALL WILL FALL. BELIEFS BECOME REALITY. 這是當年一句柏林圍牆上的噴漆，前半段是一次事件，後半段，就是人類應該不斷努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