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以後，抗爭策略爭議不斷。以往公民抗命的模式看似毫無成效，「當非暴力無效時，就必須思考暴力的可能」成為佔據人士的口頭禪。其實大家對抗爭模式又理解幾多？
公民抗命是處於合法示威與革命之間的行動。這種行動必須處於一種不理想的社會（non-ideal society）之中。約翰·羅爾斯把公民抗命定義為「公開、非暴力、自覺而違法的政治行動，其目的在於改變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公民抗命的基礎前提為「接近公義的社會」（nearly-just society）。這個「接近公義的社會」有兩種定義，第一種是具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或者憲法，第二種是大多數具有民主的正義感。所以，羅爾斯只把公民抗命當為「表達方式」（mode of address），而不是要脅本身（threat in itself）。為甚麼羅爾斯採取如此保守的方法？因為他相信在民主社會下，除非基本權利遭受嚴重的剝奪，否則人們有責任遵守民主制度下的決定，不能隨時動搖其根基。因此，以違法表達強烈的不滿，但以承擔罪責顯示自己依然相信這個制度、顯示自己的真誠，希望制度內自我完善。哲學家Andrew Sabl則認為民主制度並非公民抗命的最重要條件。當權者具有正義感、而且在將來有可能合作（good candidate for future cooperation），才有機會打動他們。總的而言，公民抗命主要的力量在於道德力量，而非大部分人認為的直接施壓，因為直接施壓會影響制度內的權力平衡，破壞應有的秩序。所以，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你依然相信這個制度的一些價值，或者是價值多元主義，認為除了正義次外，一些公共秩序、法治都同樣有其價值，你就會選擇自首、承擔罪責。（這是佔中三子一直的脈絡。所以，當佔領行動動搖一些政治系統的基礎時，他們亦呼籲別人徹退，以保全現有制度的一些價值）。
因此，公民抗命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或者人民有很強的正義感才可能有效（effective）。但是，假如透過公民抗命行動之後，政府依然無動於衷，則代表道德力量在短期內已經無效率（not effective）。但是，即使在無實際效率，公民抗命依然可以發揮其範例性的作用（expressive/exemplary function），讓一般人在不公義的社會之中，重構對美好社會的想像。這裏，公民抗命中「公民」已非指向「政治社群」，而是「文明」的意思。但是，在不公義的社會下，公民抗命的成本比起公義的社會則大很多。就如甘地遵守的非暴力原則（Satyagraha），實際上是不斷讓抗爭者被施加暴力。某程度上，明知群眾會受到傷害甚至死亡而要求人們堅持而不守不退，這是不道德的。所以，適合的武力抵抗、「自衛」是合適的。更甚者，在一個不公義的社會下，我們不能再靠道德力量去動搖政權，就必須使用強力（coercive force）令政府感到壓力。
這回歸到今天很多人的問題：如果我們已經完全不相信這個制度，是否意味著可以無所不用其極（all means to ends is justified）？
即使我們否定自己對這個政府沒有政治責任（political obligation），但是，我們依然具有道德的責任。當然，道德責任定義具爭議，但普遍而言，隨街打人，無目的放火等等，是與我們理解的文明社會相違背的行為。但對一些無理的暴力作出反抗，有些人則會覺得是符合道德。我不打算仔細討論，但道德界線是明顯存在的，而非一些人認為「要麼公民抗命，要麼暴動」。另外，假如我們不相信整個政治制度，而政權對於反抗者會施加更強烈的鎮壓(（repressive measure），則我們沒有可能把自己送到敵人的口中，削減抗爭的力量。但是，這些所謂強制力並非簡單就可以施加，例如圍政總，其實可以透過後備辦公室解決等等，所以，這種抵抗必然需要持續性。很多時候，我們認為這些行為是施加直接壓力，其實可能象徵意義大於一切。
所以，即使是不合作運動中的所謂「暴力」，其實在短期內亦未必有效。很多人便會推到最後一步，提出「武力革命」。以正義戰爭理論（just war theory），這場戰爭必須有成功的可能性或者計劃，否則這就是叫人送死。所以，提出「武力革命」，必須清晰提出有關計劃，包括700萬香港人如何消滅駐港解放軍，以及抵制內地的軍隊。否則，提出「武力革命」只是空想。
總結而言，要持續公民抗命，嘗試改變多數的觀感，同時在符合道德的情況下施加壓力。其實事實上，抗爭者都同意今天的政權是不公義，但對社會關係的不同理解，就會衍生不同的抗爭方式。但當提出「和理非」、「暴力抗命」時，理應清楚這行動背後的目的以及含意。所以，希望大家抗爭者多溝通，理解大家背後的理念，多線發展，才可能撼動這不義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