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九年前，我們曾出版《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一書，成為香港世代研究的開創性作品。多年來，八十後、九十後相繼踏足政治舞台，波瀾壯濶的佔中運動更大有改朝換代的意味。此時此刻，我們的新作亦剛好完成，為管窺這個大時代存留一抹紀錄。（上篇）
鄒崇銘、韓江雪著：《這一代的鬱悶：後佔中的世代之戰》，三月出版。
在我身邊的周遭，還真有一批八十後的社運青年（其實更準確地說，不少應是屬於七十後尾、八十後頭的青年），近十年來長期維持著抗爭的狀態，延續著社運的論述，拒絕重回「正常生活」或稱「中環價值」。相對那些經過青春激情洗禮後，很快便放棄夢想、重新「腳踏實地」的人，這批社運青年都在展示著「飄移」的特異功能，能夠持續地維持在「懸浮」的狀態中──或許更加具體確切地說，他們其實大多都在1997年前後大學／大專畢業，對亞洲金融風暴的個人體驗，本來已遠較其他人來得強烈；不少人在全身投入社運之後，就更不會嘗試尋找一份全職受薪的工作，頂多只會在散工接散工之間「飄移」，維持著一種「長散」的狀態；又或即使找到一份正職的話，也可能會視它為追求理想絆腳石，又或索性把它當做延續抗爭的踏腳石，大量佔用上班時間「懸浮」在非上班的活動上──升職加薪當然早已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這裡必須首先加入一點理論探討。但凡對社會運動研究有所認識的人，都會聽過作為美國學術顯學的「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其主要論點乃在於社運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MO）經過時間的洗禮，必然會經歴常規化、制度化、官僚化，甚至是經官方吸納造成的建制化過程。而那些持續活躍的社運領袖們，則搖身一變成為SMO的主席、總幹事、秘書長，甚或是總經理、總裁之類，取得一份相當穩定、甚至是體面回報的工作──這顯然並非香港八十後社運青年的情況。
我有一些不太支持社運的朋友，傾向把這一批社運青年稱為「殘青」、「廢青」，視他們和整天躲在電腦世界中的「宅男」無異，對社會沒有任何價值或貢獻可言。當然，其實要當這類社運青年一點也不容易，首先是需要像孔子的弟子顏回一樣，需要適應長期的貧寒狀態，維持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當然也大不乏裝模作樣「扮窮」，以突顯一己踞傲清高的特約演員）；其次他們亦依賴既有的社會網絡，例如部分可能屬於「啃老族」，三十多歲仍繼續依靠父母供養；另外也有部分會選擇紥根土地和社區，通過基層網絡進行互相扶持，與群眾一起過著拼手抵足的日子。
尤其是在五年前的反高鐵運動上，八十後社運青年和菜園村村民走在一起，可說是香港社運的一個歴里程碑。除象徵保育運動從小眾走向大眾，跨越了中港融合、功能組別、官商勾結等廣泛議題，更象徵著本土社運論述和抗爭策略的提升，足以將小小一條菜園村村民的命運，與整體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緊緊扣連起來。而青年／知識分子vs村民／基層市民的合作，就更意味本土運動超越傳統的環保思維，與日常社會民生的需要進一步貼近。假如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事件，標誌著八十後的社會運動的誕生，則反高鐵意味著運動邁向成熟的階段。但自此八十後社運青年開始退居社運二線，交棒給更年青和動員力更強的九十後，保育運動的地位亦日漸被本土派所取代。他們始終無法開展一個更全面的社會改革藍圖，不少人亦開始踏上另一人生階段，散落在不同的崗位上默默耕耘。
這裡或許亦應該套用莊子的講法：「無用之用，視為大用。」正是由於這批社運青年看似「殘」和「廢」，才令他們能以相對抽離和超然的目光，凝視社運圈子以至整體社會的百態和眾生相，沉思社會問題的結構性根源，深耕社會改革的各種可能性。但在香港，畢竟「正常生活」的吸力異常強大，「懸浮」並非社會普遍接受的常態，容或在物質需要上能勉強維持，但維時太久仍會惹來（尤其是親友及朋輩間的）怪異目光。一方面，這或會進一步強化他們彼此的次文化群體和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同樣會對他們造成怪異人格的心理創傷，例如一直沉醉在自我加冕的光環中，甚至出現某類反社會傾向的後遺症，不一而足。
拒絕「懸浮」的泛民政黨
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普遍情況，是隨著時間的推演，SMO會逐漸蛻變成為政黨，又或作為政黨的外圍組織，又或在最起碼的程度上，政黨、SMO和其他公民社會成員，會建立那怕鬆散、但相對穩定的合作關係。然而在香港來說，由於真正實現普選的民主政制尚未出現，所有政黨就算不是反對黨的話，最多亦只能算是在野黨。尤其是對泛民主派的政黨來說，一方面欠缺足夠的政治資源和凝聚力，來維繫SMO群體和公民社會的團結；另一方面，泛民政黨內部亦深受政治議題（例如中港矛盾）的困擾，根本缺乏足夠能量來回應廣泛的社會民生訴求。
其中一個最為常見的現象，是泛民主派的大佬們，往往亦是面對傳媒（尤其是電子媒體）的最佳「金句」能手，其政治能耐主要體現於醒目的“quotable quotes”，以收吸引眼球和增加曝光率的短期效應。撇除成立之初的民主黨，曾擁有一個陣容龐大的研究中心（當時的主任為現任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馬嶽教授），泛民政黨普遍欠缺政策研究的主客觀條件，因此議會工作的跟進亦只能水過鴨背，欠缺任何研究成果的承傳和累積。西方政黨轄下的研究所和智庫，往往亦是培養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但香港的泛民政黨在這方面則完全缺席。至於在社區和群眾組織上的工作，就更加連提也不消提了，在建制派政黨有系統的「蛇齋餅糉」攻勢下，泛民政黨的基層工作差不多就等於零。
由此泛民政黨在自顧不下的狀態下，遂難以對公民社會尤其是社運組織，提供那怕只是最起碼的支援和庇蔭服務，為公民社會開拓更多「懸浮」的空間；相反泛民政黨更多時候會被認為最識「抽水」：在議題炒熱之際大佔社運組織的平宜，但當傳媒的鎂光燈一暗「就call都唔覆機」！從這個角度來說，泛民政黨乃是長期維持在另一種「飄移」：但這是一種極度現實主義、甚至是機會主義，在不同媒體熱點之間游走的「飄移」；和上述八十後社運青年拒絕放棄夢想、拒絕「落地」的「懸浮」，剛好形成了兩極化的強烈對比。
「後物質主義」的物質基礎
假如從上述八十後社運青年的身上，能為香港的社運和民運帶來一點點啟示的話，那便應該是在經歴了一次又一次（如佔中）的大型群眾運動之後，在突如期來的一段青春激情歲月消逝之後，如何能讓運動的理念和實踐能同時長期延續；而不是如以往香港歴史所呈現的，在運動剎那的高潮和快感過後，參與者便悉數退卻到「正常生活」之中，政治參與便宿命地墜進漫長的低谷，一直要待到下一代的青年人成長起來，方又重新發現社會的高度不公平，再次啟動那久被遺忘的改革熱情。假如下一代人只不斷重覆著上一代人的步伐，沒有在過去的失敗中汲取和累積經驗，群眾運動便只會十年如一日，周而復始地經歴著潮起潮落。事實是所有人最終都被環境改變了，外面的世界卻一直在原地踏步。
若按照上述分析的套路，則未來香港的社運和民運的成敗，更加具體確切地說，將取決於「後物質主義」能否建基於更穩固的物質基礎之上，令參與者能避免「提早衰老」或「正常生活」的魔咒，改革熱情能延續至三十、四十、甚至是五十歲之後。而其後冒現的一代又一代，則能夠在這相對穩固的基礎上承傳。
這裡我想借用一個略帶俗套的蛋榚比喻。套用Inglehart原來的理論，「後物質主義」乃主要涉及對「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和「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fe）的追求，這大可被理解為蛋榚上面一根一根點燃著的爉蠋，每一根都能綻放著獨特和閃燿的光芒；但這些光芒往往卻會稍縱即逝，很難持久地薪火相傳下去。如此點爉燭和吹爉燭，只被視作一個運動的開端而非終結；真正能讓改革熱情延續上去的，應該是位於下方更加堅實的蛋榚基礎，它才是爉蠋吹熄後的真正戲肉所在。由此來說，「後物質主義」便不能再只是抽象和虛無的理想主義價值，不能只存在於違反物質規律的抽象空間之中──例如夏慤道和告士打道所在的「金鐘村」，說穿了，只是一條脫離普羅市民生活社區的「虛擬村」罷了。
剛好相反，「後物質主義」必須建基於堅實的物質基礎，就正如李立峰和鄧健一的研究指出：「Inglehart至少忽略了兩種可能性，一是並不基本的物質訴求，二是實現某些後物質價值所可能需要的物質基礎...如果自我表達和美學上的滿足等算是後物質價值，那麼我們亦要留意，很多人的自我表達模式、美學上的滿足，甚至是精神上的滿足往往是需要金錢的。一位天主教徒到梵帝岡朝聖、一個藝術愛好者想去巴黎和佛羅倫斯、一位攝影愛好者購買專業的攝影器材，都是需要經濟能力的。」6金錢當然不是萬能，但沒有錢就萬萬不能，社運參與者其實何嘗不是一樣？
節錄自《這一代的鬱悶》。印象文字，2014年2月出版。
1 張鐵志：「香港的新生與死亡」，《明報》，2014年11月20日。
2《跨時》編輯委員會：我們對於「佔領中環」的基本立場
3 連結
4 韓江雪、鄒崇銘(2006)「Dying Young：學運這一代和那一代」，載於《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5 孔誥烽(2012)：〈從社會運動到菁英界別玩意：香港環境保護危機初探〉 ；Lai, On-kwok (1996)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Under Colonial Goverance and Beyond, “ CUCES Newsletter, 5(1).
6李立峯、鄧鍵一(2013)《經濟發展，政治轉變，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