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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懸浮」的八十後社運青年

「懸浮」的八十後社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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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九年前,我們曾出版《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一書,成為香港世代研究的開創性作品。多年來,八十後、九十後相繼踏足政治舞台,波瀾壯濶的佔中運動更大有改朝換代的意味。此時此刻,我們的新作亦剛好完成,為管窺這個大時代存留一抹紀錄。(上篇

鄒崇銘、韓江雪著:《這一代的鬱悶:後佔中的世代之戰》,三月出版。

在我身邊的周遭,還真有一批八十後的社運青年(其實更準確地說,不少應是屬於七十後尾、八十後頭的青年),近十年來長期維持著抗爭的狀態,延續著社運的論述,拒絕重回「正常生活」或稱「中環價值」。相對那些經過青春激情洗禮後,很快便放棄夢想、重新「腳踏實地」的人,這批社運青年都在展示著「飄移」的特異功能,能夠持續地維持在「懸浮」的狀態中──或許更加具體確切地說,他們其實大多都在1997年前後大學/大專畢業,對亞洲金融風暴的個人體驗,本來已遠較其他人來得強烈;不少人在全身投入社運之後,就更不會嘗試尋找一份全職受薪的工作,頂多只會在散工接散工之間「飄移」,維持著一種「長散」的狀態;又或即使找到一份正職的話,也可能會視它為追求理想絆腳石,又或索性把它當做延續抗爭的踏腳石,大量佔用上班時間「懸浮」在非上班的活動上──升職加薪當然早已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這裡必須首先加入一點理論探討。但凡對社會運動研究有所認識的人,都會聽過作為美國學術顯學的「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其主要論點乃在於社運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MO)經過時間的洗禮,必然會經歴常規化、制度化、官僚化,甚至是經官方吸納造成的建制化過程。而那些持續活躍的社運領袖們,則搖身一變成為SMO的主席、總幹事、秘書長,甚或是總經理、總裁之類,取得一份相當穩定、甚至是體面回報的工作──這顯然並非香港八十後社運青年的情況。

我有一些不太支持社運的朋友,傾向把這一批社運青年稱為「殘青」、「廢青」,視他們和整天躲在電腦世界中的「宅男」無異,對社會沒有任何價值或貢獻可言。當然,其實要當這類社運青年一點也不容易,首先是需要像孔子的弟子顏回一樣,需要適應長期的貧寒狀態,維持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當然也大不乏裝模作樣「扮窮」,以突顯一己踞傲清高的特約演員);其次他們亦依賴既有的社會網絡,例如部分可能屬於「啃老族」,三十多歲仍繼續依靠父母供養;另外也有部分會選擇紥根土地和社區,通過基層網絡進行互相扶持,與群眾一起過著拼手抵足的日子。

尤其是在五年前的反高鐵運動上,八十後社運青年和菜園村村民走在一起,可說是香港社運的一個歴里程碑。除象徵保育運動從小眾走向大眾,跨越了中港融合、功能組別、官商勾結等廣泛議題,更象徵著本土社運論述和抗爭策略的提升,足以將小小一條菜園村村民的命運,與整體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緊緊扣連起來。而青年/知識分子vs村民/基層市民的合作,就更意味本土運動超越傳統的環保思維,與日常社會民生的需要進一步貼近。假如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事件,標誌著八十後的社會運動的誕生,則反高鐵意味著運動邁向成熟的階段。但自此八十後社運青年開始退居社運二線,交棒給更年青和動員力更強的九十後,保育運動的地位亦日漸被本土派所取代。他們始終無法開展一個更全面的社會改革藍圖,不少人亦開始踏上另一人生階段,散落在不同的崗位上默默耕耘。

這裡或許亦應該套用莊子的講法:「無用之用,視為大用。」正是由於這批社運青年看似「殘」和「廢」,才令他們能以相對抽離和超然的目光,凝視社運圈子以至整體社會的百態和眾生相,沉思社會問題的結構性根源,深耕社會改革的各種可能性。但在香港,畢竟「正常生活」的吸力異常強大,「懸浮」並非社會普遍接受的常態,容或在物質需要上能勉強維持,但維時太久仍會惹來(尤其是親友及朋輩間的)怪異目光。一方面,這或會進一步強化他們彼此的次文化群體和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同樣會對他們造成怪異人格的心理創傷,例如一直沉醉在自我加冕的光環中,甚至出現某類反社會傾向的後遺症,不一而足。

拒絕「懸浮」的泛民政黨

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普遍情況,是隨著時間的推演,SMO會逐漸蛻變成為政黨,又或作為政黨的外圍組織,又或在最起碼的程度上,政黨、SMO和其他公民社會成員,會建立那怕鬆散、但相對穩定的合作關係。然而在香港來說,由於真正實現普選的民主政制尚未出現,所有政黨就算不是反對黨的話,最多亦只能算是在野黨。尤其是對泛民主派的政黨來說,一方面欠缺足夠的政治資源和凝聚力,來維繫SMO群體和公民社會的團結;另一方面,泛民政黨內部亦深受政治議題(例如中港矛盾)的困擾,根本缺乏足夠能量來回應廣泛的社會民生訴求。

其中一個最為常見的現象,是泛民主派的大佬們,往往亦是面對傳媒(尤其是電子媒體)的最佳「金句」能手,其政治能耐主要體現於醒目的“quotable quotes”,以收吸引眼球和增加曝光率的短期效應。撇除成立之初的民主黨,曾擁有一個陣容龐大的研究中心(當時的主任為現任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馬嶽教授),泛民政黨普遍欠缺政策研究的主客觀條件,因此議會工作的跟進亦只能水過鴨背,欠缺任何研究成果的承傳和累積。西方政黨轄下的研究所和智庫,往往亦是培養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但香港的泛民政黨在這方面則完全缺席。至於在社區和群眾組織上的工作,就更加連提也不消提了,在建制派政黨有系統的「蛇齋餅糉」攻勢下,泛民政黨的基層工作差不多就等於零。

由此泛民政黨在自顧不下的狀態下,遂難以對公民社會尤其是社運組織,提供那怕只是最起碼的支援和庇蔭服務,為公民社會開拓更多「懸浮」的空間;相反泛民政黨更多時候會被認為最識「抽水」:在議題炒熱之際大佔社運組織的平宜,但當傳媒的鎂光燈一暗「就call都唔覆機」!從這個角度來說,泛民政黨乃是長期維持在另一種「飄移」:但這是一種極度現實主義、甚至是機會主義,在不同媒體熱點之間游走的「飄移」;和上述八十後社運青年拒絕放棄夢想、拒絕「落地」的「懸浮」,剛好形成了兩極化的強烈對比。

「後物質主義」的物質基礎

假如從上述八十後社運青年的身上,能為香港的社運和民運帶來一點點啟示的話,那便應該是在經歴了一次又一次(如佔中)的大型群眾運動之後,在突如期來的一段青春激情歲月消逝之後,如何能讓運動的理念和實踐能同時長期延續;而不是如以往香港歴史所呈現的,在運動剎那的高潮和快感過後,參與者便悉數退卻到「正常生活」之中,政治參與便宿命地墜進漫長的低谷,一直要待到下一代的青年人成長起來,方又重新發現社會的高度不公平,再次啟動那久被遺忘的改革熱情。假如下一代人只不斷重覆著上一代人的步伐,沒有在過去的失敗中汲取和累積經驗,群眾運動便只會十年如一日,周而復始地經歴著潮起潮落。事實是所有人最終都被環境改變了,外面的世界卻一直在原地踏步。

若按照上述分析的套路,則未來香港的社運和民運的成敗,更加具體確切地說,將取決於「後物質主義」能否建基於更穩固的物質基礎之上,令參與者能避免「提早衰老」或「正常生活」的魔咒,改革熱情能延續至三十、四十、甚至是五十歲之後。而其後冒現的一代又一代,則能夠在這相對穩固的基礎上承傳。

這裡我想借用一個略帶俗套的蛋榚比喻。套用Inglehart原來的理論,「後物質主義」乃主要涉及對「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和「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fe)的追求,這大可被理解為蛋榚上面一根一根點燃著的爉蠋,每一根都能綻放著獨特和閃燿的光芒;但這些光芒往往卻會稍縱即逝,很難持久地薪火相傳下去。如此點爉燭和吹爉燭,只被視作一個運動的開端而非終結;真正能讓改革熱情延續上去的,應該是位於下方更加堅實的蛋榚基礎,它才是爉蠋吹熄後的真正戲肉所在。由此來說,「後物質主義」便不能再只是抽象和虛無的理想主義價值,不能只存在於違反物質規律的抽象空間之中──例如夏慤道和告士打道所在的「金鐘村」,說穿了,只是一條脫離普羅市民生活社區的「虛擬村」罷了。

剛好相反,「後物質主義」必須建基於堅實的物質基礎,就正如李立峰和鄧健一的研究指出:「Inglehart至少忽略了兩種可能性,一是並不基本的物質訴求,二是實現某些後物質價值所可能需要的物質基礎...如果自我表達和美學上的滿足等算是後物質價值,那麼我們亦要留意,很多人的自我表達模式、美學上的滿足,甚至是精神上的滿足往往是需要金錢的。一位天主教徒到梵帝岡朝聖、一個藝術愛好者想去巴黎和佛羅倫斯、一位攝影愛好者購買專業的攝影器材,都是需要經濟能力的。」6金錢當然不是萬能,但沒有錢就萬萬不能,社運參與者其實何嘗不是一樣?

節錄自《這一代的鬱悶》。印象文字,2014年2月出版。

1 張鐵志:「香港的新生與死亡」,《明報》,2014年11月20日。

2《跨時》編輯委員會:我們對於「佔領中環」的基本立場

3 連結

4 韓江雪、鄒崇銘(2006)「Dying Young:學運這一代和那一代」,載於《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5 孔誥烽(2012):〈從社會運動到菁英界別玩意:香港環境保護危機初探〉 ;Lai, On-kwok (1996)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Under Colonial Goverance and Beyond, “ CUCES Newsletter, 5(1).

6李立峯、鄧鍵一(2013)《經濟發展,政治轉變,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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