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九年前，我們曾出版《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一書，成為香港世代研究的開創性作品。多年來，八十後、九十後相繼踏足政治舞台，波瀾壯濶的佔中運動更大有改朝換代的意味。此時此刻，我們的新作亦剛好完成，為管窺這個大時代存留一抹紀錄。
鄒崇銘、韓江雪著：《這一代的鬱悶：後佔中的世代之戰》，三月出版。
從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起計，直至2014年的佔中運動，剛好是三年的時間。期間我積極投入香港的土地運動，參與土地、房屋、人口、產業和生態等議題；在《信報》、《明報》和《陽光時務周刊》等產出不少文章；又出版了《自主生活》和《土地研究》叢書，可說是收獲極為豐富的三年。
但收獲更為豐富的，是與一群青年人合作的體驗。
社運十年
套用張鐵志的話：「2003年的七一遊行，促成了一個醒覺的公民政治主體。此後，集體記憶、社區保育、土地正義、本土農業、撐小店，成為公共領域中的新關鍵詞；而社區運動、環保運動和同志運動等等，不斷衝擊既有主流霸權的新社會運動。這些新價值和新運動，和新世代關係尤其緊密。香港的新世代接連展現他們的能量：幾年前反高鐵，社會大眾赫然發現八十後的社會參與如此強烈，2012年反國教運動，又讓九十後少年躍上歷史舞台。」
但凡從事社會研究的人，其中一個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就是深入接觸站在社會最前線、時代最尖端的人（儘管先決條件、亦是不少人無法做到的，就是不能單純為了「攞料」、「抽水」，然後躲回「學術研究」的洞穴中）。事實上，社會上扮演著「先知」角色的人，往往仍位處遠離主流的邊緣、無權無勢，亦正是這種特殊的社會位置，讓他們能夠看得更清晰、想得更加透徹。2003年的社會政治衝擊，正好發揮了啟蒙的作用；而其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則不斷通過社運的洗禮，從天星皇后碼頭、囍帖街、菜園村反高鐵，一步一步「撼動」主流的「中環價值」（儘管弔詭的是，這名詞乃來自台灣的龍應台！）；到了反國教、真普選，終於滙聚成為港人重建身份認同的巨流。
相對於我等中生代，青年人總是會比較激進，否則也不會構成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但問題是到底什麼才是激進呢？我想這大致涉及深度、寬度和速度這三個迥異的面向。
若從深度上來說，從堅持香港的核心價值，守護我城這片土地，到反對功能組別的特權政治，爭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其實都看不到有半點激進的地方。甚至除了公民提名以外，一切都完全在基本法的範圍之內，因此例如對《跨時》來說：「無論是泛民對建制的鬥爭，還是台灣泛綠對泛藍的鬥爭，都是資產階級內部的鬥爭。泛民派和建制派都不反對金權政治、都不反對在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它們對於特首普選辦法的唯一分歧，就是可否讓反共反體制的政客有參選、甚至當選的資格。」
至於從寬度而言，就更加是不言而喻，香港所有推動社會改革、可粗略地稱之為泛民主派的力量，儘管也會在不同層面的社會民生議題，在議會中與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較勁，但在99﹪的餘下時間，尤其是對泛民的主要政黨來說，以中港軸為支柱的政治矛盾大於一切，真正的議題甚至可以狹窄得只剩一個：我要真普選！或許就正如「少智慧．逆思考」的博客中所言：「對於長期生活在其他國家民主議會制度下的人，很難理解為甚麼香港的工會可以與商界可以在建制派內同床共枕，也很難明白為甚麼泛民作為反對派連一個像點樣的影子政綱也拿不出來，說穿了其實就是兩派中人在除了六四、政改、中港等這些議題有一致立場之外，其他所有經濟、社會、民生等問題上根本各自修為、各取所需。」
社運三十年
然則若是從速度而言，又會得出怎樣的一幅圖象？2014年剛好是1984中英聯合聲明的三十周年，亦是1989民運的廿五周年，就算以1994年民主黨創黨起計，也已經足有二十年的歴史。第一代的民主派元老已相繼退休（其中華叔更已仙遊），第二代泛民（如陳家樂、胡志偉）要近五十歲才接班，但議會仍是工商專業界別的天下，香港的政制民主發展仍遙遙無期。原來「和平佔中」的發起人，顯而易見地，乃是以五、六十歲、臨近退休的人士為骨幹，一輩子經歴了本土崛起、經濟起飛、九七回歸、金融風暴等等，到了今天香港政治經濟卻原地踏步，停滯不前。因此他們都想在有生之年，務必要為香港盡最後一分力，出最後一口氣，實現三十年來「民主回歸」的夢想。
「捨我其誰」。《問誰未發聲》的一句歌詞，成為「和平佔中」的最佳註腳。
但問題是，遠可以追溯至2010年的「五區公投」，然後是2012年的反國教，到了今年「七一」的「佔中預演」，再到了922的大專罷課，以學民思潮和學聯為代表的學生運動，卻又一步一步重新趕了上來，為沉寂起碼十多年的學運注入新的動力，甚至成為真正發動佔中的主要力量。青年人又再一次站到了時代的前沿，推動著社會加速改革的步伐──反倒是「佔中三子」早已「靠邊站」，行動甚至讓人草草收場的感覺。
歴史正是如此充滿著弔詭：無論從深度、寬度和速度來說，皆很難算是激進的民主運動，自始至終仍是無法由上一代人來完成，要交棒給初出茅蘆的新一代；新一代卻要惡補過去幾十年的滯後，一瞬間便全盤接收這個歴史重擔，並且在朝夕間與當權者來個生死對決──當黃之峰和更年青的「學民仔」，宣布要進行無限期絕食，彷彿全世界都已經離棄了他們──但問題卻在於，為何當下爭取民主的責任就只能由他們來承受？
社運彈指間
見好就收，又或未見好也收。倒是三十年來皆貫徹始終。
記得我多年前也曾經寫過關於「Dying Young」的文章，指出香港的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長期以來都有一種「提早衰老」的習性。洶湧澎湃的青春激情過後，很快又會回到「正常生活」（或稱「中環價值」）的軌跡之中。假如Ronald Inglehart所指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乃是指世代交替、推陳出新、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嶄新動力，則香港不同年代的激進現象，則只是年齡（age）而非世代（generation）構成的結果──就如梁錦松曾引用蕭伯納的名言：三十歲前信奉馬克思是天才，三十歲後仍相信馬克思便是蠢材；年青時曾浪漫激情過，日後便成為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若要選一齣最能代表2014年的電影，我們可以找到暴烈的《旺角紅van》，但我就更傾向小品式的《點對點》。電影中年約四十出頭的陳豪，多年前深受天星碼頭運動和失戀的打擊後，便一直沉溺在封閉自足的私密小宇宙中。高舉慢活主義的他，在功利短視的商業世界，在一眾庸俗的宅男和剩女群中，無疑是煥然一新的城市清流；但亦正是這種《海角七號》式的台灣風，這股小清新和小確幸的優雅品味，令人沉醉於「香港情懷」、「集體回憶」的懷舊情調，不再看見每天每刻都在延續的苦難和不公義，不再介入資源分配的生死抗爭。難道金鐘大台呼籲「重返社區」，最終就只能回到陳豪追憶中的荔園、柴灣的漁村？
我最近正在埋頭探索本土的農業論述，便深深感受到1980年代萌芽的環保運動，是如何在1990 年代初走向非政治化，漸漸退卻成為一種「綠色生活」的時尚，變成慢活、素食、天然、有機、能量、靈修...；「生態保育」的機構則把他們的目光盡放在雀鳥、樹蛙、蝴蝶、海豚、螢火蟲...。一直要等到反高鐵／菜園村的運動，還未能完全擺脫這種「綠色生活」的浪漫想像。5《老表你好hea！》中的郭晋安／林在野，固然是電視劣質品味的又一典型，但也未嘗不能在現實中找到荒旦的對照。
事實上，我們的城市還沒有真正死去，捍衛本土（而非排外）的抗爭就在身邊。「三堆一爐」不是未來綠色城市的必需品，它只是補貼地產霸權、每年數以十億計的利益輸送。六月份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偷步通過前期工程撥款，但新界東北規劃目前仍每天都在北角城規會審議中，粉嶺和古洞並非我們的「香港情懷」、「集體回憶」，而是上萬村民仍在居住的活活生社區！「重返社區」，假如不只是空洞的口號，不只是退場的借口，就請重新連線當下我們的香港，一個正在尋找地產霸權以外可能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