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工人運動的崛起、現狀與出路
文／吳子峰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以《韓國工人》（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為基礎，首先介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原因與過程，接著介紹為什麼在當代，韓國傳統工人運動逐漸衰落。但作者認為，韓國工人階級並非消極被動地淪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犧牲品，工運組織者通過不同的應對策略，突破全球化以及歷史文化傳統帶來的障礙。此外，全球化也並非單純的削弱工人運動的強度，跨國NGO發起的勞工權益保護運動，正推動著勞動法規的改革。
一．引言
在《韓國工人：階級的文化與政治》一書中，具海根教授為我們呈現了一部令全球勞工運動組織者和研究人員嚮往的歷史，描述了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韓國這個新興經濟體裡，勞動群體是如何克服極為不利的文化與政治環境，形成階級意識。正如E.P．湯普森所言，「工人階級形塑了自己，正如同他自己被形塑一樣」。韓國工人透過長期的衝突，透過經驗與實踐，形成具有集體認同、團結一致的工人階級。可惜，階級一旦形成，也還可能瓦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曾經強悍與成熟的韓國工人運動正處於十字路口。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下，韓國勞工階級已經漸漸解體，大大削弱了勞工運動的力量。
二． 解構韓國工人運動的全盛期
2.1. 階級意識概念的內涵
若要瞭解韓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與解體，我們需先厘清何謂「階級意識」。具海根認為，工人群體要從「自在階級」蛻變為「自為階級」，須具備四個階級意識的元素：(1) 對結構不平等的認知；(2)瞭解整個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3) 發展出超越單一工廠，更大範圍的階級團結（如城市、地區或全國範圍的工人聯合體）；與(4)自我組織的意願。
2.2. 團結一致的韓國工人階級是如何塑造出來的？
在《韓國工人》一書中，具海根認為，與其他東亞四小龍勞工運動相比較，韓國工人于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成功地克服了文化和政治障礙，形成更為強大的勞工運動。韓國工人的集體認同和政治覺悟可表現於兩方面：一．在1989年，約有19%的雇用工人加入了工會組織；二．1987年的工人騷動標誌著工人階級成為推動韓國民主化和社會公義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解釋這一重大變化是，具教授(2001/2004: 10)主張，「文化與政治產生了密切的互動作用，有助於韓國工人階級的迅速形成。」他相信韓國工人階級意識的產生，可從五個因素去解釋：(一) 同質的工人群體高度集中、(二) 資本家的貪婪、(三)威權政府親資本、反勞工的政策立場、(四)儒家文化的傳統以及(五)外部團體與力量，如教會組織與學生的介入與支持。
2.2.1. 同質的勞動力在空間上高度集中
具海根認為，「韓國工業化的主導模式——快速性、壓縮性和高度集中性——與韓國迅速的階級形成過程有著很大關係。」在1970年代，韓國以犧牲農業部門為代價，以加快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成千上萬的農業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工廠工作。與其他東亞後發工業國不同，韓國的製造業工廠並非平均地分佈在城市與農村地區，而是位於大城市和少數幾個工業區，譬如仁川。同時，韓國產業工人多受雇於大企業，這種地理上和組織上集中的無產階級化模式有利於工人階級社區的形成。在佈局緊湊的社區裡，工人間頻繁地接觸與交往，為工人階級的鬥爭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另外，韓國的勞動群體具有高度同質性，他們多為來自農村，是教育程度相近的年青、半熟練工人。在這一結構條件的説明下，韓國產業工人的內聚力得以提升，工人階級的團結更容易形成。
2.2.2. 無法忍受的剝削與怨恨的生產
另外，資本家的貪婪與高度的經濟剝削是勞工群體怨恨衍生的主要來源。為了在短時間內賺取更大的利潤，70年代的韓國雇主並沒有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與環境。工人在工廠過著非人的生活，變成了機器和耕牛，痛苦得難以忍受。例如，韓國製造業的平均工時不斷加長，從1970年的每週52.5小時，提高到1986年的54.5小時。在很多工廠，正常工時的基本報酬非常低，使工人被迫加班，以增加他們的收入。結果，工人筋疲力盡，時常徹夜完成任務，沒有留下任何閒暇時間，不能與家人或朋友相聚。同時，勞動條件差劣導致事故頻生。此外，韓國工業的管理人員行使著高度專制的家長式權威，對體力勞動極其鄙視，工人經常被上司苛斥。韓國高度壓迫性的工作環境，成為了工人痛苦與憤怒的基礎，為勞工的階級意識提供了基礎。
2.2.3. 重商主義國家與其壓制性的勞工政策
韓國工人運動的特點在於，工人的基層工會運動與由知識份子、教會領袖和民主政治運動緊密相連。具海根認為，國家是促成兩者密切聯繫的主要因素。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威權政府的發展戰略與重商態度鼓勵了資本家的剝削，加劇了工人的怨恨。樸正熙政府為了提高其政權的合法性，採取了加速而不是均衡地發展經濟的戰略，鼓勵韓國資本家採取擴張主義來完成資本的積累。他們抓住投資機會，同時取得由國家控制的資金供應；發展一支投入的、富有生產能力的工作隊伍，並非他們注重的問題。另外，韓國政府以支持資本反對勞工的態度處理產業關係。政府往往對資方違反勞動法視而不見。同時它卻迅速鎮壓任何勞工騷動。結果，工人與國家間的關係愈來愈緊張，工人的政治化程度越來越高，埋下了階級意識的種子。
2.2.4. 儒家文化的傳統
從文化方面看，強調互惠的儒家傳統有利於韓國勞工運動的萌芽。在儒家父權體制下，韓國工業家並不是按照法律來界定使用勞動者的許可權，而是依照文化傳統行使權威。工人不是被視為有自主權的勞動力賣主，而是被視為孩子或傳統社會的奴役。可是，根據儒家思想，家長的權力並不是無限的，它是建基於互惠文化的基礎上。作為孩子需要尊敬長輩，但同時人們預期傳統的家長要為他們的家庭成員提供保護與照關照。在整個70或80年代，韓國的資本家大多濫用權威以獲榨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比如工廠的管理者毫不尊重女性，性騷擾猖獗，儒家互惠的要素很大程度上並不存在。因此，資本家對工人尊嚴與儒家互惠文化的輕蔑，使勞動群體的怨恨不斷增加，最後導致工人階級的形成。
2.2.5. 外部力量的介入
在《韓國工人》第一章中，具海根提到：「在在支持基層勞工鬥爭方面，社會中的兩個群體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一個是受進步主義神學方針如拉美解放神學影響的教會組織…從80年代初起，學生接過了由教會團體發揮的角色。」換句話說，具教授認為外部力量的介入與支持是韓國工人階級得以形成的關鍵因素。在上世紀70年代，教會組織與年輕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大學生，通過傳播革命思想與提高工人的集體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協助他們形成強大的階級意識。
2.2.5.1.教會學校
韓國工人群體得到了進步主義教會的支持，讓勞工激進主義得以在韓國萌芽生根。在日本殖民地時期，基督教會長期協助韓國地下的抗日運動，這使韓國民眾對基督教多採取開放和正面的態度，韓國的威權政府亦因而沒有阻止基督教的發展。基督教會的獨立性，讓他們能為勞工活躍份子提供指導和庇護，同時他們所開辦的工人夜校亦為激進份子提供了運動動員所需要的內生組織 (indigenous organization)。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天主教組織「天主教勞動青年會」(Young Catholic Workers)和新教團體「都市產業宣教會」(the Urban Industrial Mission)便開始面向勞工的佈道工作。他們在產業場所與附近地區，如仁川，開展工作，幫助改善雇傭工人的工作條件。另外，這兩個組織亦為工人提供不同的課程。最初，工人參加夜校是為了取得文聘，向上社會流動。後來，在激進的老師潛移密化下，這些夜校的畢業生終於培育出階級意識來。他們是工人運動的忠誠參與者，明白到個人的行動無法改善壓迫的工作環境，只有聯合起來，成立獨立的工會才能迫使資本家與威權政府作出讓步。另外，在教會學校這一社會空間裡，工人有機會分享自己的經驗與觀點，使工人階級的讓同感與團結意識成為可能。
2.2.5.2. 來自學生與知識份子的支持
具海根認為，全泰壹的自焚標誌著韓國工人運動的開端，這一事件觸發大學生與知識份子協助草根的勞工運動。全泰壹原是服裝廠的年青裁縫。1970年，他引火自焚，希望以自我犧牲的抗議方式去喚醒人們對非人道工作環境的關注。全泰壹在死前說道：「我多麼希望有一位大學生朋友啊！」。他一直期盼認識一名大學生，為他解說當時用中文寫成的勞動法內容。因此，全泰壹之死讓部分學生猛醒並投身于勞工抗爭中。因此，全泰壹的自焚是學生參與勞工運動的重要觸發因素。 另一促進韓國學生支援勞工運動的事件為1980年發生的光州大屠殺。1979年，朴正熙總統被行刺身亡，政治異見者，包括學生激進份子，把它視作政治機遇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開放。他們發動了全國性的民主運動，希望通過集體行動推翻獨裁政府的統治。為了奪取權力，軍方將領全鬥煥派出軍隊血腥鎮壓光州的市民起義。光州大屠殺對激進學生而言是一轉捩點，他們明白到單憑一己之力是無法打倒威權政府。因此他們改變行動的方針，聯合廣大的工人階級，推動韓國的民主化進程。由於當時的韓國工人群體缺乏階級團結性，不利階級的動員，故此不少知識份子與學生便輟學進入工廠，通過與工人的交流與互動，提升勞動隊伍的階級意識。同時，他們亦通過重新演繹韓國的傳統文化，創造新的話語體系——「民眾(Minjung perspective)」。民眾思想強調群眾（受壓迫者）是韓國傳統文化的載體、歷史的主人。知識份子通過傳播民眾思想大大提升了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及集體效能感，大大有助與運動的政治動員。總之，外來力量（如知識份子與進步教會組織）的支援是韓國勞工運動得以形成與發展的關鍵因素。
三． 韓國工人階級的「解體」
3.1. 韓國工人運動的現狀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具海根對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未來憂心忡忡，在《韓國工人》一書裡，他指出：「韓國工人階級發現自己處於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經濟中的趨勢和相關的政治、意識形態變化將對韓國工人階級產生重大影響；它們也許會導致這個還處於孩提階段的階級解體，或者，可能重新燃起勇敢的勞工反抗和生機勃勃的階級團結，從而形成一個更有內聚力、階級覺悟更高的工人階級。」在2010年於北大舉行的講座中，具教授更以」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South Korean Working Class」為題，明確的指出韓國工人運動正面臨空前的低潮。
具海根認為韓國工人運動日走下坡，內部四分五裂，其重要性與激烈程度已今非昔比。這主要體現於以下方面：一. 自1990年以來，韓國工人的公會參與率便呈持續滑落的趨勢，從1989年的19.8%下降到2000年的12%，2009年更跌至穀底，僅有10.1%(KILAF, 2010)；二. 大部分的工會成員均受聘于大型企業，只有少於3%的中小企工人被組織起來；三．臨時工的人數迅速增加，他們大多被工會組織排除在外。結果，工會成員結構的扭曲大大損害了工人運動的代表性，工會主義並沒有保障最弱勢、最邊緣勞工（如非正規就業）的權益；四．韓國勞總與民主勞總這兩個全國性的工會漸漸失去對地方工會的影響力。財閥工會的力量強大，擁有資源優勢，理應站在勞工抗爭的前線，但現實上，大部分的財閥工會均不願與全國性工會合作，為整體勞工階層謀求福祉。從此可見，韓國工人階級內部不斷分層，破壞工人階級的整體性與團結性。
3.2. 工人階級的團結迅速消逝的原因
對於韓國工人階級解體的原因，具教授主張從結構、制度與文化制約三個因素進行探討。現將他的觀點闡述如下：
3.2.1. 結構因素－新自由主義政策及其對勞資關係的影響
首先，具教授(2010)認為韓國工人的解體可歸因於全球化進程以及金大中總統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改革。韓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模式沒法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這一點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變得更為明顯。韓國因貨幣貶值及舉債過多，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為了擺脫破產的厄運，韓國政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急援助。但是，該筆資金的提供是以韓國政府深入推行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為條件的。這些改革措施包括緊縮政府開支以及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等。面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壓力，金大中總統組成「勞工－管理方－政府」三方組成的機構，希望透過協商，尋求獲得各界支持的勞工政策。於1998年2月，三方委員會達成了一致意見，簽訂了「三方協議書」。根據該協定，處於財務困境的企業可以提早裁減多餘的雇員。同時，作為補償，協議書落實了公務員與學校教員的集體談判權以及工會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此外，失業工人亦獲准加入工會。為了應對經濟不景氣，韓國雇主積極利用三方協議，解雇員工，外判工序，並使用臨時工或日工，以速進勞動彈性化。結果，韓國工人隊伍出現了分裂，其解體的過程可細分為以下兩種不同的方式：
3.2.1.1. 正式與非正式工人的分野
1997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其後的經濟體制改革對韓國勞資關係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彈性化」勞動市場的出現。正式、長期性的雇傭工人數目不斷遞減；相反，非經常性就業工人的人數則不斷增加，約占今天就業人口的一半。與正式工人相比，非正式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更為不利的位置。他們多被排除在工會組織外。這是因為臨時工的雇傭對正式工的就業前景產生負面的影響，部分正式員工因而敵視臨時工，阻止他們加入工會(Chang and Chae, 2004: 443)。例如，在韓國電信合約員工罷工事件中，正式員工不僅拒參與，他們甚至阻止臨時工組織自己的工會。從此可見，彈性的勞動市場大大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團結。
3.2.1.2. 大型企業雇員與中小企員工的分野
具海根(2000:249)認為，近年的自由主義改革使韓國的產業結構向兩極化發展。
市場的開放使中小企遭受到重大的打擊；恰恰相反，大型企業，尤其是傳統的財閥集團，例如三星、LG與現代，卻能在國際競爭中站住腳，分得市場，獲取經濟利益。這一兩極化的商業結構使韓國工人群體分裂為兩亞階級(Sub-class)－以受雇企業規模的大小以及合約的長短來劃分。換言之，韓國工人階級在內部結構上已四分五裂，工人運動不再以保護全體勞動群體利益為目標。
3.2.2. 組織因素－缺乏產業工會 (Industrial-based unions)
韓國的工會組織結構是以企業為基礎的工會(enterprise-based unions)為核心，這一特徵不利於工人階級意識的發展與維持。過去，在威權體制下，韓國政府鼓勵產業工人成立企業工會，而非產業工會，原因在於前者相互獨立的性質可使工會組織免於外部政治力量的介入。即使在上世紀80年代，高漲的工人運動並沒有挑戰這一工會結構。結果，缺乏產業工會的組織結構成為了制度依賴的典型例子。勞工運動的組織者因而難以聯合大型企業與中小企的員工。由於更好的待遇，受雇于財閥集團的工人時常拒絕遵從全國或產業工會的領導，參與反對資方剝削的抗爭。譬如，在韓國金屬工聯(Korean Metal Workers’ Union)發動的反自由貿易協定示威中，其屬會（現代汽車集團的工會）便以事件過於「政治化」為由拒絕參與行動。從此可以，由於過去產業工會發展的不足，韓國工人難以在產業層面進行集體談判，大大損害了韓國工人運動的可持續性。
3.2.3. 文化因素－文化團結(Cultural Solidarity)的闕如
在工人階級形成期間，階級意識是非常脆弱，需利用組織與文化資源加以培育。可惜，具海根認為韓國的傳統文化，除了家庭主義外，缺乏其他價值與習俗把民眾團結起來。在韓國工人運動的全盛期，強大的階級意識是依賴共同敵人（即得到威權政府支持、貪婪的資本家）的存在來維持的。換句話說，分散的工人群體只可視為「面對共同敵人的戰略夥伴」，一旦反對共同階級敵人的壓力消失，工人階級便會解體。在今天新自由主義無遠弗屆的年代，在大企業工作的產業工人享受更好的待遇，他們大多期望向上流動成為中產階層，嚮往中產的消費與生活模式，而不願承認其工人階級的身份。此外，階級話語在韓國政治舞臺上只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冷戰的遺產與持續的安全威脅使韓國一直沒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Koo, 2000:239)。結果，文化團結的闕如是工人的階級意識不斷消退。
四． 韓國工人運動的前景是否暗淡無光？
從具海根的論述裡可見，他對韓國工人運動的前景是不表樂觀的。他認為韓國工人階級的衰落並非由相對輕微的過失（如工會領導的缺失）所致；相反，問題乃源於結構性及制度性的因素，絕對不是一時三刻就能解決。但是，於我而言，現在便宣稱自為的韓國工人階級已經解體未免過於悲觀、草率。事實上，正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工人階級克服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環境，發展出階級認同一樣，今天韓國工人運動組織者正發展出不同的策略，嘗試突破自由主義全球化與韓國文化傳統所帶來的種種障礙，增加自己與國家及資本家談判的議價能力。這些策略回應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未加入工會的工人開始意識到工會組織作為勞工權益保護機制的重要性(Kim and Kim, 2003: 363)。在經濟困難時，非工會成員往往成為企業節省成本的犧牲品。因此，未加入工會的工人開始建立基層工會(grass-root organizing)以維護其利益。這可從基層工會的數目略知一二。自1998年以來，愈來愈多的非工會成員在沒有接洽較高層次工會如韓國勞總與民主勞總的情況下，自願結合，組織代表自己的工會。
第二，韓國工人運動的領袖開始組織以產業為基礎的工會，以加強勞工階級的團結(Kim and Kim, 2003: 363)。自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勞工工作者開始察覺企業工會未能有效的應對產業與國家層面的勞工議題，譬如由國家發起的產業調整措施。因此，他們開始聯合不同的企業工會組成產業工會，例如來自不同銀行的雇員于1998年成立銀行雇員聯合會(The Banking Employee’s Industrial Union)以回應銀行業的重組。因此，行業工會的成立有助工人的團結。
另一方面，非正式工人嘗試成立自己的工會，以代表自己的利益(Chang and Chae， 2004: 443)。儘管正式工人與非正式工人間存在隔閡，我們仍可找到不少臨時工成功加入工會的例子，尤其是在中小型企業裡，非經常就業工人的聯合並沒有削弱正規工會的團結，反而增加了整體工會組織的議價能力。這是因為雇主難以透過聘用非正式工人，以替代進行罷工的經常工人。此外，跨企業工會組織(Ultra-firm level organization)亦為非正式工人提供支持與保護。現時，韓國共有五個以地區為基礎的工會，包括馬山－昌原總工會、京畿道省工會以及忠清南道省總工會等，他們為從事不同行業的臨時工人提供各種類型的服務，例如法律諮詢。同時，這些地區工會成立了不少支部，把那些受雇於小型企業，無法自行成立企業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從此可見，韓國勞工運動組織者試圖通過不同的管道，比如地區工會，擬合工人階級內部的分野。
最後，全球化並不一定對勞工群體的階級意識帶來負面的影響。Kim與Kim (2003: 366) 便指出全球化能推動勞工運動的發展，原因在於跨國的勞工組織能持續對韓國政府構成重大壓力，迫使他們推出符合國際標準的勞工法令。例如， 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曾七次提出建議，促使韓國政府於1991年容許並合法化教師工會。另外，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曾五次在國際會議上批評韓國的勞工保障的不足。因此，全球化與其帶來的國際壓力或許能推動韓國工人的權益，有助勞工運動的發展與延續。
五． 總結
毫無疑問，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剛誕生的韓國工人階級帶來了新的挑戰。大量的勞動群體，如受雇於大型企業的員工，失去了戰鬥性與階級意識。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斷言韓國勞工階級已經解體。事實上，面臨工作無保障的風險，韓國勞工群體已發展出不同的應對策略，從而克服有礙階級團結的組織、文化與制度因素。另外，全球化並沒有單純的敲響了勞工階級的「喪鐘」，它同時帶來了強大的國際壓力，迫使韓國政府改善當地的勞工標準，為勞工運動展開新的契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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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光豔、張靜(譯) (2004)。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原作者：H. Koo）。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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