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電影獎，各有所好。激情過後，也許是時候靜下來想一想，究竟電影獎項的頒授應該要有些甚麼標準？是否應該依據電影本身的優劣來評定？那電影作為文藝的其中一種表現形式，優劣的準則為何？
在當今的社會狀況和氣氛底下，文藝介入政治／社會，為弱勢發聲，針砭時弊，反映社會問題、狀況，例如《竊聽3》講丁權問題、《紅Van》講香港出路，隱喻處處，似乎獲取不少掌聲，大快人心，亦引發不少的討論、思考。但如此功能/功利性質的面向是否應該是評斷文藝優劣的準則，或者重要準則及至於唯一的準則？優秀的文藝是否必須介入政治？
想起《黃金時代》裡的鬥志昂揚、雄心勃勃，早已不是當年寫出《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丁玲，乃至想起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強調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站穩人民群眾的立場、向工農兵學習，及至文革之後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種對文藝唯功能／效益是問的狀況似乎與當下殊無二致。
不是說文藝不應介入政治、關心政治，正如董啟章在評論《黃金時代》的文章裡說：「文學作為人類生存意義的探索，作為真、善、美的追求，其中包含作家對政治的看法，甚至是對某種政治理想的嚮往，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某些作家在寫作的同時，有意願和能力投身實際的行動，也未必一定會損害他的作品的質素和價值。」作為文藝的一種表現形式，電影應該亦然。然而在功能以外，文藝作為文藝，本身的質素、技術水平(例如劇本，以及合宜的形式、演員、剪接、美術、燈光音效等視聽效果)是否應該是評斷優劣的基本要素？沒有紮實的底子，就遑論更高層次的精神價值探求。
文藝介入政治，題材內容反映社會狀況、呼應時代所需，當然可以。但如果底子不紮實，例如內容／劇本有缺憾、形式不合宜，則白白浪費了題材意念，更不能打入觀眾心坎。反之，沒有介入政治，也能做出優秀的文藝作品，而且在大潮流底下，更應該持守那種漸被拋棄的價值。例如蕭紅沒有隨大隊投入革命的洪流（政治），專心致志寫作，在香港寫下傳世的《呼蘭河傳》。一如董啟章的文章說：「當一個社會被全體總動員去投入政治的時候，某些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價值，就會被抹殺或遺忘。蕭紅代表着這不願被抹殺或遺忘的價值。」
許鞍華與蕭紅兩人都是東北人，雖然相隔30年，但兩人對文藝術都有著傾盡全力的追求。縱然《黃金時代》並非完美，但那種文藝精神，在當今社會躁動的氣氛底下，是十分難得而且必須的。
有些電影只能作消費，但有些電影是可以傳世的，電影獎項應該鼓勵哪一種？
董啟章：蕭紅的黃金時代-我們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