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李達寧回應周生時寫了民粹的進路，不過後來的討論變成了自由主義左翼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路線之爭。但我認為兩者之間要分開討論。
1.
先說自由主義左翼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路線之爭，我不知道自由主義左翼與馬克思主義者本身有沒有理念上的分歧（在我看來，兩者其實是沒有分歧的，如有請指教），周生回應Isaac時提出社會主義的思想也需要有道德論證，我簡單的回答，其實是有道德論證。試想想，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共產主義，人民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如果不是認為自由和平等的價值有普遍性，並先於其他價值的前提，那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便沒有什麼正當性。
而今次在網上的討論兩者之爭最主要的是可能性的分歧。如周生在〈什麼是自由主義左翼〉提到「社會主義的大實驗，經歷了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及資本主義轉向後，經歷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後，基本上已經難以為繼。」，他認為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找尋別的出路。後來Isaac在〈馬克思主義已死？──回應周保松〉回應的也是可能性的問題，認為不應該全盤否定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選項。兩者都是對於當代政治經濟的判斷去分析可能性的問題。由於現實的社會極不公義，也在新自由主義的霸權統識下，離開平等自由的社會願景甚遠（不管是自由主義左翼提出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或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共產主義想像），因此，如果我們同樣是想追人人求平等自由的社會，那到底是自由主義左翼或是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出路更可能使我們現今不平等的狀況走向更平等的願景？
堅持在當代社會要走共產主義作為出路的理論家有不少，其中 Slavoj Zizek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模式作為出路的原困是他認為資本主義與民主有根本性的矛盾 。Zizek更大擔的假設，歷史的推進（甚至今天我們認為是自由民主制的國家）會走向資本主義與獨裁政權的結合。
" the suspicion that its version of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s not merely a remainder of our past but a sign of the future. What if the "vicious combination of the Asian knout and the European stock market proves itself to be economically more efficient than liberal capitalism? What if it signals that democracy, as we understand it, is no longer a condition and motive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rather an obstacle" (Zizek, p.132)
但即使是Zizek也走不出「馬克思主義理想失落」的問題。即使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十分到位，但到底怎樣做才能從現今的社會走向共產主義？我是非常疑惑，而Zizek基本上是沒有處理這個問題。周生提到，在1989年後，社會主義政權瓦解，在歷史實踐中被證明為不可行，失去了它的實驗場地，我同意。正是這樣的歷史脈絡下，馬克思主義者更需回答可能性的問題。
一九九九年美國學者Wendy Brown將Walter Benjamin「左派抑鬱」的說法發揚光大，Brown認為在這個時代，左派的失落為數不少，除了上述所講因為理想幻滅的失落，還有「屬於左派的歷史時刻也失落了；不只理論和經驗的一致性失落了，屬於左派的生活方式與追尋方向也失落了」( Brown)馬克思從不處理情感，但Wihelm Reich提醒我們，人們的心理情緒困擾使人無法反抗壓迫，反而可可能促進非理性的政治。而Benjamin和Reich去關注情感，因為他們都面臨著群眾轉向法西斯右翼的局面，使得很多左派知識份子處於抑鬱或喪志的情感狀態。同樣，Brown的時代則是右翼新自由主義興起年代。
自由主義左翼會否也有抑鬱的情感問題？還是說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就是處理傳統左派抑鬱的出路？但真正嘗試去處理這種因理想幻滅而失落的情感問題的，反而是提出激進民主想像(Radical Democracy)的Laclau和Mouffe。Laclau和Mouffe也要消滅壓迫和剝削，但與馬克思主思者不一樣，並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要在民主體制內，不斷透過Agonistic Politics去激進民主原則，這個不同在於，是建基於包容多元差異的基礎上。Laclau和Moffue與自由主義者的分別在於，他們認為社會上的差異是不可能消滅，也就是說，終究沒有一套價值觀，是全人類能達成共識的，因而認為單純的理性共識是不可能。不過Laclau和Moffue並沒有否定一致性，而是透過Agonistic Politics去統合各種差異間的一致性。這也是為什麼Laclau和Moffue不會提出建立新的制度，因為新的制度，不過是代表新形式的壓迫，這也是為什麼激進民主想像是不斷激進民主原則的計劃，它不會也不可能完成。
'I think this question of the radicalization of democracy involves the understanding that democracy is never going to be completely realized, but it is something which will always need to be a project which we are going to fight for, but knowing that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reach it' (Zournazi ,p. 129)
我認為Laclau和Moffue理論的重要性，是他們放棄了一種對未來社會願景烏托邦(utopian) 式的想像。這也是我回到最開始的思考，我們覺得失落的原因（或是可能性之爭）是源於我們想像的理想社會藍圖與我們現實社會的差距太遙遠而失去方向的失落。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believe in some kind of future and that there are alternatives to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 think even in the ordinary realm of life there is a need to look forward to something and to feel some kind of meaning in life. In the field of the political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people think their present condition could be better, and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has been lost today.'
'The other issue is that the idea of hope may not necessarily always be about future--a utopian dream and ideal we must attain--but in terms of democracy it is about a "future to come".（註一）(Zournazi ,p.126)
我沒有完全同意Laclau和Mouffe的分析（為什麼不同意下面再說），但在今天本土右翼、自由主義跟馬克思主義對辯此起彼落的環境下，Laclau和Mouffe激進民主想像是否提供一種新的方向？
2. 自由主義、民粹與本土右翼
2.1
為什麼要特地分開這兩個部份去講，因為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講道德論證，而是民粹作為政治動員邏輯是不講道德論證。或是說，只有不講道德論證，民粹邏輯才有辦法操作。Laclau提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邏輯，把身分認同的形成視為話語操作的結果，取源自符號學的概念「能指」（signifier）及「所指」（signifier）。他用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這一概念分析政治身份認同的形成。空洞能指即是沒有所指的能指，空洞能指只有透過對立（antagonism），指出自己不是什麼才能產生意義。克拉勞進指民粹主義並不是指任何特殊的意識型態主張或政策規劃，而是結連不同社會需求的邏輯。這一邏輯把不同的訴求（demand）扣連起來，形成集體身分。「第一是形成一個內部的對立戰線，把「人民」 (people)與掌權者(power)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的紛雜多樣需求，扣連成一種共同需求(common demand)；最後是鞏固這民粹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由於「人民」本身極為多元紛雜，不同的具體訴求難以統一，因此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統合地表述 『人民』特定而具體的、千差萬別的訴求」 (Laclau, p.74) 由於民粹主義不是任何特殊的意識型態主張或政策規劃，而是用空洞能指，結連不同的社會需求。因此，本土右翼可以用民粹邏輯，反過來說左翼也可以用民粹邏輯，而民粹最大的敵人，只有自由主義。民粹的運作邏輯是透過建立「人民」對他者不滿（包括憤怒、恐懼、仇恨等）情感，統一本來「人民」紛雜多樣需求，這種完全透過情感的政治動員，是排拒了複雜的政治辯論。
周生網上第一篇文章〈對本土論的一點反思〉認為「本土利益優先」不是不證自明，的命題，而要有道德基礎，要問為什麼我們需要支持這種「本土優先」？如果自由主義者想要支持「本土優先」，也許需要回答，但是，對於本土右翼來說，問「本土優先」有什麼道德基礎支持，其實是問錯問題。（我不是想說這個問題不重要，而是想要指出民粹的邏輯會取消公共辯論），到底什麼是「本土」，又要「優先」什麼，其實是不清楚的。民眾有很多不同的訴求，比如是想要增加公共醫療資源、想減少水貨客阻街、想要有更好居住環境、對於想要降低租金等等，「本土優先」不過是統合所有訴求的空洞能指，並將這種不滿情緒轉化成為對他者不滿的情緒。所以我說是問錯問題，因為「本土優先」只是空洞能指，沒有內容，那怎樣討論為什麼我們需要支持這種「本土優先」？而一旦認真的辯論，這種由由不滿他者的情感建立的戰線便很難運作。
2.2
稻草在回應李達寧時，提出「香港的自由派絕非『很擔心民粹，認為右翼就是盲動，不理性』。相反，他們本身就是擅長操弄民粹的能手，而且還會使用很理性的語言，在邏輯上比矛盾百出的本土派論述更易入口。例如說，「和平理性」本身便是主宰了香港社會運動三十年的超強符號。李達寧在文中假定『自由派』反對民粹和否定暴力抗爭，我認為實情恰恰是，正正因為『自由派』擅長操弄民粹，所以才否定暴力抗爭。」
我自己則有不一樣的觀察。我認同「和平理性」在香港社會運動是超強大的民粹符號，但自由主義者不是「和平理性」者。在香港的社會脈絡下，「和平理性」的污名化不是因為和平、理性的抗爭手法，更多是因為過去一些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一部分的泛民政黨），高舉「現實政治」(realpolitik)，把政治主張和行動歸結於赤裸的利益計算，依據選舉邏輯，參與遊戲，強調「妥協」，卻同時為民主運動設限。為什麼「和平理性」會變成自由主義？或是說，為什麼在香港大家會有這樣的誤解？借用羅永生「虛擬自由主義」的概念分析，羅永生所說的「虛擬自由主義」，就是指香港從沒有建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半假當正」，不斷倣擬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運作的「半／假自由／民主體制」，雖然大家都知道是虛擬的，但卻都十分認真地參與在這個制度內。這種對自由主義不完整的想像，很客易受到破壞。結果就是，在現今香港的社會環境，「虛擬自由主義」漸漸難以維持概有的霸權統識位置，大家開始批評自由主義，雖然香港從來沒有真正以自由主義的精神構想政治制度，更不用說周生提出的自由主義左翼思想。
在現今香港，「和平理性」的相對也不是「暴力革命」。至少我未曾聽過有人認真的部署要買軍火推翻政權。「和平理性」的相對是「勇武抗爭」。「勇武抗爭」與「和平理性」一樣，都只是民粹符號。觀乎高舉「勇武抗爭」的各路人士，「勇武」跟暴力沒有多大的關連。（比如是五四運動時，學生燒了曹汝霖家、打章宗祥一身，香港的抗爭有什麼暴力？），「勇武抗爭」更多是民粹的運作邏輯。「勇武抗爭」的不滿對象大概有兩方面，一是過往民主運動的組織者（包括一些泛民政黨和民間團體），二是直接將不滿對準族群的中港矛盾。
2.3
上述提過，除了自由主義，所有意識形態也可以運用民粹邏輯，那建立左翼民粹是否可行？對於左翼民粹，我沒有確實的立場，但想指出，雖然民粹操作簡單，但要建立左翼民粹一點也不容易。困難並不是在於不滿內地人的心態更接近一般群眾心態，（「反地產霸權」也說了很多年，也不是很難令人接受），而是現今政治經濟格局的問題。用上星期我訪問許寶強他的講法，反水貨客可以用階級的角度去報導，但中央、特區政府、主流傳媒更樂於用中港矛盾角度去演繹。民粹不是建基於理性辯論，而是情感操作，因而更需要透過流行文化、大眾媒體的場域發酵。左翼民粹的困難在於：統識的爭奪，國家機器幫忙發酵的是右翼民粹，而不會幫忙發酵左翼民粹。但左翼民粹也不是不可能，因為流行文化的場域，政權不可能完全的入侵，因此，左翼民粹仍是有空間，但不能忽略它的困難。
回到之前提及，我不完全同意Mouffe和Laclau的觀點。他們認人的差異不恣約化，而認為自由主義提出透過公共辯論可使人與人之間有一致的理性共識是不可行，而提出了激進民主的想像。不過Laclau在寫"on populist reason"中只是分析民粹的運作邏輯，沒有表明他的立場，到底Laclau是不是民粹的支持者？我是認為Laclau大概可能不是民粹的支持者。Laclau在書未提到研究民粹時，特別提到要小心詞彙的「恐怖主義」。
"when one is dealing with political matters, which are always highly charged with emotion--that one has to resist several temptations. They can be condensed into a single formula: never succumb to the terrorism of words." (Laclau, p.249)
如此嚴謹分析，提醒讀者不要亂套用「民粹」的詞彙，Laclau會是民粹邏輯的支持者? 但如果Laclau不是民粹邏輯的支持者，他和Mouffe提出激進民主想像的實際操作是怎樣?
在民粹邏輯大行其道的當代社會，不少人對比的就是與民粹邏輯相對的公共辯論。民粹作為一種政治動員的邏輯，危險在於，民粹的動員不保證能引領社會走向我們想去的方向。而世上很多可怕的政治計劃，都是以正義之名進行的。在各種理論激烈辯論之際，或許讓我們更有空間思考，在公共辯論與民粹之間，是否可以有運動的另一種可能？
參考資料
Brown, Wendy (2000): “Resisting Left Melancholia”, in P. Gilroy, L. Grossberg, A. McRobbie eds., Without Guarantees: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21-29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Zizek, Slavoj (2009):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Verso
Zournazi, Mary (2002): Hope: new philosophies for change, Pluto Press Australia,
（註一）三段引文來自Mary Zournazi 一書，首兩段引文是作者訪問Laclau和Mouffe時Mouffe的回答，第三段引文是作者的見解，也是她為什麼訪問Laclau和Mouffe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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