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從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資本的中心
文／潘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破土編者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危機再度出現，美國、英國紛紛轉向推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在國內推動私有化，大幅削減福利，打擊工人階級的力量。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之時，中國做出了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開始「改革開放」，主動向全球資本敞開大門。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後，中國已經從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變成了資本的世界工廠。
新自由主義的起源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條之一便是資本主義體系中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是資本主義體系內矛盾不斷積累的結果。戰後，在美國發揚壯大的凱恩斯主義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國家投資建設了一批政府公共工程，增加了就業崗位，提供了農業補助，提高了美國人均支付能力。在歐洲，特別是北歐國家，國家實行社會民主，推行福利政策。政府通過再分配政策，控制了資本流動，增加了公共支出，推行所謂「從搖籃到墳墓」的終身福利體制。這些福利體制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提高了大眾的社會福利水準，抑制了階級矛盾，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
但無論是凱恩斯式的國家干預，還是福利國家政策，都沒有真正挑戰資本的利益或者壟斷資本家階級的控制，這些措施只不過是在局部對社會再分配進行了調整，並沒有真正觸及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這樣的調整只能暫時緩解階級對抗，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就是為什麼截止到上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很難預防深層危機再次出現的原因。高水準的福利已經開始同高水準的資本積累產生矛盾，而福利國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矛盾。
不難理解的是，福利國家曾試圖調解資本和工人之間的內在矛盾。這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令福利國家政策難以為繼。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高稅收、高福利支出和政府政策會鼓勵窮人無所事事，令經濟增長放緩，增加政府負擔，而這一負擔最終壓在了資本的頭上。與此同時，工人力量不斷壯大，他們討價還價的能力水漲船高，導致工資和福利增長，資本的生產成本隨之增長。這意味著資本所得的剩餘價值不斷降低。於是出現了以保護資本為目的的反擊。這是新自由主義產生的歷史起源。
相反, 新自由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提倡的國家干預以及不同類型的社會民主，其經濟立場可以總結為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和國際一體化。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將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看成是「通往奴役之路」。他們還支持資本和自由貿易不受約束，試圖創造一個「平的世界」，這樣資本就可以不受任何形式的阻礙在全球自由流動了。
1979年戴卓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第二年羅奈爾得·雷根當選美國總統。新自由主義從思想流派一躍成為影響權力和左右政治經濟政策的意識形態。柴契爾和雷根都堅信新自由主義。他們憑藉強有力的支持，在國內推動私有化，大幅削減福利，攻擊工人階級，打擊工會力量。在戴卓爾看來，「別無選擇」。在英國和美國的帶領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法國、德國和義大利，開始轉向新自由主義。與此同時，不斷惡化的經濟危機也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迫使資本爭相將危機引向第三世界國家。
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和改革
矛盾的是，新自由主義雖然聲稱反對國家干預，但是新自由主義學說的傳播正是通過強有力的國家干預才得以實現的。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之時，中國做出了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開始「改革開放」，主動向全球資本敞開大門；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主動擁抱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程，重新構造了中國社會主義進程的目標。
在1978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做出了關於改革的政策決定，就像清朝末年那樣，中國再次走上了向英美學習的道路。那時的社會精英將美國看成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因此美國的發展模式也是最成功的。美國模式中最突出的是市場、私有權和自由經濟。當年流行一時的壓倒性說法是，中國之所以遠遠落後於以美國為例的西方發達國家，甚至落後於剛剛進行工業化的東南亞國家，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市場經濟。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奉行的社會主義模式開始受到質疑，作為社會主義核心的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受到了猛烈抨擊。精英們認為，勞動者和企業家的自由受到指令性經濟嚴格控制的制約，這導致了經濟和社會生活缺乏活力。計劃經濟利用戶口制度來維持城鄉之間的差別，造成了兩極對立的城-鄉經濟模式。公有制和集體經濟被看成是造成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現象的罪魁禍首，致使激勵機制缺乏，造成了消極怠工和無所事事，滋生了腐敗。
對於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來說，市場化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市場是只看不見的手，能夠通過價格機制自動調節經濟，同時合理安排資源，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將生產力提高到最高水準。任何對市場的干預都會干擾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進而導致腐敗等問題。市場還實現了人的自由；市場經濟為市場裡的不同角色提供了選擇的自由；私有制、市場和自由貿易更適合人的本性。總而言之，市場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任何對市場的懷疑都被看成是思想「解放」不夠，或是想要倒退，甚至會被貼上「極左」的標籤。
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市場化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最終鄧小平終止了這場討論，宣佈「不爭論」。鄧小平為改革設定了基調：儘管有必要避免右傾，但是最主要的任務還是防左。在改革的整個過程中，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在「解放思想」的醒目標語下，積極地參與到政策制定中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蘇聯解體、鐵幕落下之後，社會主義實踐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蘇聯模式被批判為極權主義和獨裁統治，西方學者高調宣佈「歷史終結」的到來。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社會精英進一步相信新自由主義提供了真正的發展道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走向。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再一次強調了中國改革道路的正確性，進一步推動了改革開放；同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口號也被寫進了十四大報告，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未來發展方向。
於是，在過去短短的三十年內，中國社會發生了深遠的轉變。在各種各樣優惠政策的支持下，大量外資開始湧入中國。中國成了國際投資者的天堂。從1979年到2008年，中國吸引了85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目前，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為800億到900億美元不等，相當於GDP的21%，這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排名第一。世界500強企業中有480多家已經在中國進行了投資。同時,在企業所有權結構方面,中國也發生了許多變化，政府熱心支持非公有制和私有經濟的發展。後者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驚人的速度增長，達到了60%，而國有部門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則滑至第三，只在基礎行業保持領先地位。從國有企業、個體公司和私營企業下崗和失業的大量工人，成了就業的主要來源，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占整個就業崗位的37.7%，新增就業崗位的90%以上。
從九十年代末開始，一大批跟人民生活品質直接掛鉤的部門——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都實現了市場化。在結束了長達十幾年的馬拉松式談判後，中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做出了妥協讓步，終於加入了WTO，進一步提升了國內的市場化水準和市場對外開放水準。中國終於完成了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接軌。
在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後，中國已經從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變成了資本的世界工廠。中國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已經到達驚人的地步；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和公共設施都已被嚴重商品化。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發生明顯轉變的每一步都是由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干預的。中國邀請外國資本投資，建立經濟特區和技術開發區，提供高品質的基礎設施，供應大量技術嫺熟、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在中國，階級政治和權力的生命政治學簡直是天作之合，它們昭示了著新抵抗政治的到來，屆時新工人主體將成為社會變革的主角。
「自由」市場並不存在
中國現在已經完全融入了新自由主義的世界，作為世界工廠，這裡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人階級。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今天已經完全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了，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改革時期，社會精英放棄了中國之前實行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他們的觀點是，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體系只能造成集體赤貧，不能實現經濟發展和人民繁榮。遵循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中國選擇了不平衡的發展策略，優先發展一小部分人，優先發展某些地區。在現實中這種政策的表現就是，在產業結構中優先發展輕工業和服務業。從地域來看，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從所有制形式來看，大力推動私營部門的發展；優先發展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而不是農村。
在改革開放時期，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領導下，中國重新規劃了經濟的發展道路，採取了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將中國變成世界工廠。這種發展模式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勞動力的高需求，與小農經濟對勞動力的低需求，形成了一種互補的推拉效應，將千百萬年輕的農民工送到城市打工，讓他們在這條路上一去不回。
在中國，這種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發展策略，形成了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新工人階級以及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依靠血汗工廠，以殘酷的手段進行原始資本積累，並且迅速攫取權力。與此同時，國家也從快速發展的經濟中獲得巨大財富。2008年中國的財政收入達到5萬億人民幣（7655億美元），相當於GDP總值的五分之一。但是採取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代價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工人的利益被忽視。政府和私營企業積累了大量財富，而工人們則在貧窮的泥潭中掙扎。經濟學家姚洋曾經做過計算，GDP中工人收入的比例從1990年的60%降到2009年的48%。
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認為，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是唯一能為如此巨大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的方法，也是唯一能將中國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的方法，但事實證明，目前的發展模式並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一方面，這種經濟模式掏空了農村的年輕勞動力；另一方面，農民工仍被關在城市的大門外。資本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積累，城市比過去更加繁榮，在這樣的時代裡，城鄉二元分裂進一步加劇，農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遠離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
總之，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特別是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這一成就令世界矚目。但是這樣的發展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集體經濟的解體和國家從農村的撤離，意味著農業不會得到發展，農村依然貧窮，大量農民被迫外出打工，為出口導向型產業提供足夠的勞動力。在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下，廉價的勞動力成了中國最重要的競爭優勢。
如此看來，「自由」市場並不像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認為的那樣是真正存在的。在現實的「非自由」市場中，公正和效率是相互對立的，無法調和的。諷刺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依然說，只有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才能最終實現全民富裕。只有當經濟差異不斷增大時，激勵機制才能生效。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面對這一現象，我們不禁要問，「誰在付出代價？發展是為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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