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Alex Leung
童年時家在藍田，一個低下階層的住宅區，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路上都有把貨物放在手推車上擺賣的販子，也有老者把自己的珍藏或撿拾所得放在地上的一塊大帆布上，任由途人停下來仔細檢視。有時候，在路過那些泊滿流動攤檔的街道時，氣氛會毫無先兆地緊張起來，先有一人突然高叫「走鬼呀﹗」，販賣者應聲把零錢迅速塞進顧客手裡（或有時顧不上找贖或收錢），便敏捷地用布或其他東西掩蓋攤子，然後推著手推車亡命奔逃，那時候，幾個穿著制服的人便會從一角閃出來，遞著其中一個，或兩個走避不及的販子。有時候，販賣的人比較幸運，他們全數逃到另一個安全的角落，機警地環顧四周，似乎風聲已鬆懈下來，又打開布蓋，繼續營生。
只有一次，就在我家樓下的街道，有一個來不及逃跑的販賣者，很可能，因為廣濶的街道上只有他一個手推車攤擋，缺乏了把風的人和互相掩護的同行者，難免成為唯一的目標。幾個穿著制服的人像幾頭獅子從不同方向把他迫到角落，他也放棄了一車營生工具，只是在有限的範圍──一個沒有退路的斜坡上徒勞地逃跑，臉上惶恐和如死亡將至的絕望神情令人我記住了很久很久，當時我應該並不真正清楚發生什麼事情，只是感到一種，像是收看國家地理頻道的動物紀錄片，看到獅子或美洲豹終於把一頭羚羊或一隻斑馬撕碎果腹的悲哀，以及不安，不安由疑惑而來，那些穿制服的人為何要圍捕販賣者，販賣者為何要冒著犯法的風險繼續在街上販賣，更重要的是，為何街道上的人，全都站在那裡，木然沒有表情地旁觀，我有想過，是不是我的旁觀令加深了販賣者的驚懼。
那應該是，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社會經濟穩定，失業率低，大部分人生活富庶，除了通貨膨脹，和對於九七回歸的陰影，普遍的生活可以說得上是安居樂業，因此，可以容許一種餘裕──最貧窮的人可以在街上擺賣，小販管理隊有時會故意放過他們，而這種情景只是一小部分，像生活裡某個角落，其餘的路人可以事不關己地圍觀。社會環境許容保留一點文明的價值和良善，還不至扭曲至弱肉強食的野生狀況。
六七暴動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沒有體驗過「擲菠蘿」，示威者和警察的激烈對峙，群眾被毆至殘障，或電台主持人遭到報復在自己的車子內被活活燒死的殘忍。當年的民眾，當生活被壓迫至無法忍受的狀況，就會不顧一切地反抗，而他們用自己的肉身和意志為下一代鋪砌了比較平坦的道路，我就是在那條比較平坦的道路成長過來，然後到了另一個被逼迫的臨界點。
現代社會本來就是一個牢獄，但許多時候它更像一個迷宮，身處其中的人認為自己的困惑只是因為還沒有找到出路，而不是有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和監控，如果它是個迷宮，一直不懈地走，總會找到出口，但那是一個監獄的話，就要以自己的力量去突破，或改變那裡的規則。人要從原始社會建立公義和互信等文明的價值，需要很長的時間，但要從文明的狀況回到野生狀態只需要一個瞬間，因為獸在每個人的心裡，憤怒、恐懼、自私、不信任，或另一些黑暗的東西。管治者其實喜歡人們停留在獸的一面，那麼，他們才可以拔出槍械，以驅趕、毆打、恫嚇、監禁獸的方法，去對付人，而且顯得合理。因為冷漠、無情和懦弱都是獸，這種手段會得到大部分的獸的支持。
二零一六年的街道，再也容不下任何餘裕，因為自由被快速地剝削：快要形同虛設的監察政府機構立法會、不斷被通過的大量撥款、一再延遲而耗資愈來愈巨大的高鐵工程、被拆遷而一直沒有得到新的居所的大量村民、被失蹤而且除了被錄影的影像外一直音訊全無的五個港人、數不清的政治檢控，還有許多許多，令人必須花很大的力氣才能欺騙自己生活如常，而這裡並不是一座牢房。
那個因為生活擁有餘裕而創造出的一種暫時的平䚘，那個畫面──小販管理隊、小販和旁觀途人，也已經消失，在魚蛋事件裡，只剩下警察和示威者，難道人們還不知道，已經沒有人能真正旁觀嗎？生活把人壓向這一方和那一方，如果不是執行壓迫的人，就是承受壓迫的人。這樣的生活之下，能置身事外，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因為旁觀也會成為對弱者的壓迫。但我漸漸感到，事情的複雜之處在於，只有非常少數的人才是雞蛋，或高牆，而大部份的人，徘徊在兩者之間，他們有時是雞蛋，有時是高牆，他們可能是雞蛋，也可能是高牆，甚至，他們同時是雞蛋和高牆，這視乎他們所收看的電視頻道、社交圈子、網站、接收資訊的來源，職業甚至社會地位而定。
或許因為這樣，那天早上，看到鋪天蓋地的被定義為「暴亂」的消息，在憤怒快要駕馭我的時候，我覺得要把它放進合適的瓶子，因為我知道它會把人帶到什麼地方，憤怒是一種力量，它可以令人更專注、勇敢、清晰，甚至同仇敵愾的團結，但過多或過長的憤怒，它會令人互相猜疑、指罵、推卸責任，然後陷進抑鬱和無力，更重要的是，我感到，這種憤怒是被等待的，管治的人等待一種瘋狂爆發的憤怒，可以完整地被剪接出現在電視機熒幕前的憤怒，可以合理地解釋一切暴力的憤怒，一種讓高牆和雞蛋同時懼怕，以至會對用來馴服的鞭子或槍械深表認同的憤怒。
我仍然在想如何使用瓶子內的憤怒，如何使它鋒利像一柄剛磨的刀。所有的爭取、反抗、拉布和示威，甚至，每個人努力學習，然後忙碌工作加班賺取金錢，社會積極發展經濟創造就業，原來也是為了建立一種有餘裕的生活，可以容許慈悲相待，達到一種平衡，讓法律可以是為了公義和秩序而不是壓迫弱者，讓不同的人可以互相理解、不同階層可以流動、不同立場的人可以對話、小販管理隊和小販可以在相同的街道上共處，甚至，不必有小販管理隊。
這並非不可達到的理想，在不太久之前，我們曾經擁有過，一種比較接近文明的狀況。
於是，在最憤怒的時候，我就不那麼憤怒，因為知道那種憤怒並不來自憤怒本身，它只是來自悲哀，因為在街上流了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