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梁柏堅談哲學的實踐和應用，他給我看一篇舊文章（註一），探討哲學訓練對一間機構做Re-engineering時產生何種幫助。
「由於我在出版這個行業，我常問的問題，就是出版是為了什麼，閱讀是什麼，人閱讀是想要什麼，多我一本書和少我一本書的分別是什麼，多讀一本和少讀一本的分別是什麼。」
讀到這一段，不禁會心微笑，哲學人就是喜歡這樣尋根究底。正如我這位朋友所言，問這些問題是相當討人厭的，但他堅持這樣做。他服務的機構並非以牟取利潤為先，有空間追求使命的實踐，重質不重量。這個特點同時是挑戰的源頭。
沒有明確的量化準則為據，如何權衡做事的緩急輕重，如何評價同事表現的孰優孰劣，以至最重要的，如何防止犯上「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錯誤，都是重大考驗。他深信自己提出的連串問題，有助咬緊任職機構的宗旨和使命，明察秋毫，在出現理想與現實的小偏差時可及時修正，防微杜漸。
我馬上聯想到在政府管治的問題上，同樣（甚至更）需要這種哲學的洞察力和分析力。香港的管治階層向來奉行做大個餅的GDP主義，正是將很多社會價值和大眾權利簡化為數字，作比較，作取捨——這種做法，處於弱勢的人，對社會經濟乏貢獻，很容易被犧牲。最離譜的例子，便是無殼蝸牛的居住權得不到起碼的保障。人的權利都被理解為可憑市場機制解決的商業行為（納米樓有人買就不用考慮居住空間大小的合理性），劏房呎租貴過豪宅，主流社會也見怪不怪，依然抗拒（恰當的）租務管制及善用閒置土地資源的配套／懲罰性措施。
人權不能為經濟發展而犧牲，是公民社會共識，但居住權為何不屬於人權的一部分，便很少有人考究。因為我們社會太受主流經濟學的那一套影響，這些有社會科學光環的經濟學理論不會提出這些疑問：
「人的居住權是甚麼？為何要重視？為何不能化約為產權，再進行交易？經濟發展最終又是為了什麼？做的餅大一點和小一點的分別是什麼，個餅小一點但令更多人受惠是不是不可能，不可欲？……」
後話：有關居住權的分析可參考（註二）：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2017）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adequate housing as a component of 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on the right to non-discrimination in this context"（A/HRC/3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