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2017年6月4日星期日明報，此版本經過修改。）
「時間，首先令我們變得踏實，然後令我們困惑。我們自以為變得成熟，其實只是懂得令自己安全。我們以為自己變得有責任感，其實只是懦弱。我們所謂面對現實，其實只是避免麻煩而不是面對問題。時間⋯⋯只要給我們足夠的時間，我們自以為有理有節的抉擇，都會變得搖擺不定，自以為確定不移的事，不過是霎時衝動。」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在《回憶的餘燼》（The Sense of an Ending）裡告訴人們，時間令記憶變得不確定。六四已經過了二十八年，有些人選擇老一套的方式悼念，另一些人選擇另一種方式來紀念。早在二十八年前，已經有作家為我們提供了想像的途徑，反思這場悲壯的民主運動。文學一直幫助我們收集記憶，重現歷史，形成記憶的共同體。
在逃亡中相遇
二十八年過去，回看高行徤的劇作《逃亡》，仍然令人感概兩代人對民主運動的不同看法。1989年中共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後，《逃亡》很有可能是首個反思這場運動而在海外上演的華文戲劇。當年八月高行健在巴黎見到第一批離開中國的流亡份子，九月底開始寫作，一個月後完成。這個劇只有三個角色，兩名二十來歲從廣場逃出來的學生，避險時遇到一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他同樣在逃避搜捕。兩名學生在廣場上度過了許多跳舞、廣播和集會的日子，男學生堅信「不自由毋寧死」，人民最終會取得勝利，女學生則開始思索運動結束後的前路，想做回本行當個演員，最好能夠組織家庭。他們逃過了士兵的子彈，可是逃不過世故的中年人對他們的質疑。中年人是個作家，經歷過中共假人民之名幹下的政治運動，見証了最終受苦的還是人民，因而不再相信「人民」的名義。他質問男學生：「也不要說什麼最後的勝利，要是自由只帶來死亡，這自由無異於自殺！命都沒有了，那最後的勝利遇有什麼意義？」中年人的政治熱情大概早就被文革埋葬了，失掉了學生的理想主義，深明中共不惜一切手段來維持政權。這麼多年過去，中年人的悲觀態度和學生的理想主義，誰更接近現實的考驗，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抗拒虛無主義
然而，高行健並沒有渲染虛無主義，教訓大學生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無功的，只需遵守後極權主義定下的規則，享受安穩的中產階級生活。劇裡，中年人同樣參加了民運，聯署各式各樣的公開信，他和學生的分別不在於是否反抗國家對人民自由的遏制，更不在於爭辯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更民主、更適合中國，而在於他看重每一個人的思想自由，擺脫一切理論或主義給人的桎梏。顯然，中年人就是高行健的化身，反映了「沒有主義」的文藝觀，帶有逍遙無待的道家特色。中年人經歷過政治理想的幻滅，面對「一潭髒水」似的國家，於是看到每個人「心中只有那麼點幽光」。要守護每個人獨立的聲音一點也不容易，「總像在冥河中行走，陰風四面吹來，隨時都會熄滅」。劇中女學生的角色絕非花瓶，鮮明地表現出獨立的內心追求。她目睹廣場上的屠殺，驚魂未定，生死一線間，激發了她表露對生命的盼望。她無情地批評充當保護者的男生和奴化女人的男人，同時不諱言與鐘情的男人歡好的欲望，縱使害怕政治這潭「幽黑的死水」，仍然勇敢地闖進去。無獨有偶， 婁燁的電影《頤和園》，以1989年北京的大學生為背景，女主角是北大中文系學生余虹，跟高行健筆下的女學生一樣，敢愛敢恨，民主運動尚未成功，她就首先解放了身體和情欲。
政治和情欲壓抑
在後極權社會裡，文學藝術中常見政治和情欲的壓抑，當政治令人窒息，情欲幾乎成了最坦誠和最自由的表達途徑。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在《愛情與垃圾》（Love and Garbage）和《我快樂的早晨》（My Merry Mornings: Stories from Prague）裡，描寫捷克布拉格之春後的日子，捷克共產黨的管治下，城市裡平凡的小人物，在婚姻內外強烈渴望被愛的感覺，到處尋找隱蔽的角落，躲藏起來享受魚水之歡，他日想找回匆忙間親熱的暗處，卻遍尋不獲。在六四二十週年，流亡英國的作家馬建發表了長篇小說《肉之土》（Beijing Coma），題材來自他在中國對六四的見証，充分表現了1989年那一代年青人承受著政治和情欲的雙重壓抑。《肉之土》的主人翁戴偉有過幾段戀情，高中時跟女生偷嘗禁果，被要求寫檢討書。在廣州上大學讀醫科，他結識了來自香港的女孩媚媚，二人在旅行期間租住賓館，本來可共赴巫山，卻遭旅館店員提示要分房睡覺，以備公安查房。後來他們租住公寓，二人同居，戀情卻沒有開花結果，因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鐵定回歸中國，媚媚想到國外留學，家人又干預這段「中港關係」，視大陸學歷沒有前途。大學畢業後，戴偉考上北大研究生，認識了女生天衣，時常在宿舍八人大房裡翻雲覆雨，有天到了圓明園以為可以放縱盡歡，不料遇上流氓勒索巨款，要脅呈報公安。政權似乎連年青人最基本的欲望也漠視，戴偉一句話彷彿道出了一個時代：「我要求的不多，就是讓我們在大學裡自由戀愛就行了。」
理想主義幻滅
可是，馬建的《肉之土》絕對沒有把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簡化為年青人燥動不安的反叛故事。事實上，書中描述北大學生關心國是，積極參與知識份子的座談，討論民主化的前路，在廣場上協調各界支援，建立天安門民主大學等。當戴偉還在廣州讀大學時，他和媚媚就代表著兩種典型，那個年代的中國大學生對知識如飢似渴，精神分析、西方文學和科學理論的書，通通都貪婪地吞下去。香港學生媚媚反而從不看書，馬建藉此嘲諷香港人沒有文化，看不起落後的中國，最擅長過關時買免稅品轉手圖利。在小說重現的情景裡，我們大概體會到當年香港人廣泛支援天安門運動，代表了社會上稀有的理想主義，跟北京學生的熱血混在一起，衝破極度功利的社會表層，香港人樂乎從未如此團結地表達對民主的響往。也因為這種短暫而激烈的理想主義遭到極其粗暴的鎮壓，香港人六四的傷口一直未能癒合，記憶凍結在夢想幻滅的那一刻，九十年代的學運低潮和紙醉金迷的過渡期，反映了理想錯敗後的虛無主義來襲。
記憶衝破虛無
《肉之土》或可視為對虛無主義的回應。戴偉搜索枯腸，不是為了再次成為歷史的主人，而是為了當歷史的見證人。廣場上的鎮壓，令戴偉受傷成了植物人，身體就凍結在六四那一刻。可是，在醫院裡聽見母親和朋友的話，他努力地追尋各段回憶，重新認識父母的生平——他們在美國出生，一個是小提琴手，一個是女高音，不料回國後遇上文革浩劫勢，被打成右派，終生鬱鬱不得志。他們那一代人彷彿完全是歷史的受害者，戴偉卻成長於改革開放的年代，得益於西方思潮湧入中國，80年代政府開始放鬆言論管制，這一代人勇於投身民運，期待急劇的改變，以為自己可以成為歷史的主人。然而，作為植物人的戴偉成了慘白的形象，多大的改革激情也無法再流露出來，反映了1989年那一代年青人遭受無情壓制，只能變成歷史的旁觀者，甚至成了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犧牲品。當我們發現歷史的巨輪不能改變，我們是否輕易就否定一切行動的價值，嘲諷別人堅持的原則？戴偉的肉身癱瘓了，但是沒有停止收集記憶，他讓自己、父母和朋友的各段記憶交會，彷彿「時間在眼前重疊，過去如血網在肉裡伸展」。圍繞在他的床邊，不是種種對歷史的宣判，穩定壓到一切或者人民終必勝利，而是彼此交錯的歷史見證，令他的身體得以活著，甚至重新動起來。
記憶的共同體
小說以一個頗為悲觀的問題作結：「離開這肉牢，你又能到哪裡⋯⋯」也許我們能給予一種回答。當政府鼓吹人民避談鎮壓來裝飾其管治，喚醒共同的記憶就如同召喚許許多多受傷和放逐的靈魂，因承載了他人記憶而走在一起。我們應該看清楚，誰也不能離開歷史這座血煉的牢房，歷史不會轉身就成了天堂。《逃亡》裡，中年人並沒有對政治變得冷感，反而領悟到政治要求巨大的耐性：「小伙子，你不能忍受也得忍受，你得忍受失敗，你那種盲目的熱情在死亡面前無濟於事。」政治運動遭受錯敗後，激情消耗殆盡，只有堅靭的耐性可以令我們度過權力的追捕和逼害，明白到政治悲劇揭示的世界——人生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逃亡，不同世代的人們與其在逃亡中互相折磨，不如互相諒解。
活在香港， 最獨特的是就算你不參加任何行動，社會都會有聲音不斷提醒你六四又一年了。新一代人沒有親身經歷過如此震撼的時刻，固然不能怪責他們沒有感受。想深一層，前些年社會辯論當年天安門到底有沒有死過人、死了多少人，學生做得對還是不對，維園燭光晚會的形式是否過份行禮如儀等，這些其實都構成新一代年青人對六四的記憶，準確點說，是對他人的記憶的記憶，歷史本身就是持續地憶述和記錄事件。各種悼念和討論六四的事件，都是收集回來的記憶，各式各樣的記憶大柢構成了香港社會獨特的記憶共同體，跟中國、台灣和海外的華人社會有所不同。在這個共同體裡，人們不分藉貫和語言，甚至跨越世代的界限，互相訴說對六四的記憶，互相印證和批評，由此再引起更多的回憶和共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說得好，只有當人們共同憶述往事，回憶才會變得更加鮮活，不致日漸面目模糊，終至遺忘。記憶的共同體成員，不必然擁有一模一樣的記憶，他們分享著他人的回憶而連繫起來。文學正好豐富了回憶的世界，一切反省和批評在某個程度上，也令共同體更具歷史的厚度。只要記憶的共同體能繼續留存下去，就不用擔心人們對歷史罪行變得麻木，正如朱利安．拔恩斯寫道，回憶「有所累積，就有責任，在此之外，有所不安，極大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