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處東歐的波蘭在整個二十世紀都是一個苦難國家。在一戰後透過凡爾賽和約得到國際承認的獨立身份，卻在短短二十年後就又再次被德俄兩國瓜分。先有1940年的卡廷森林事件，再來的是44年的華沙起義。好不容易的在二戰終戰後回歸了獨立國家的身份，卻逃脫不過蘇共紅軍的勢力，一步一步踏入後極權年代。
在那戰後初染共產主義的年代，一切改變都來得極快。作為國內外知名的藝術大師的史特斯明史奇，面對著政權迭變，自然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與想法，縱使他能抑壓著不對政治事件有太多的意見，卻無法在藝術層面作出任何妥協。是故當極權的陰影開始遮蓋著文化層面時，主角對政權的打壓表現出極大的不滿。電影的開首就帶出了極具象徵意義的一個動作：一幅史大林的巨形海報在樓房旁緩緩升起，布料將窗戶的光線過濾而只剩下一片紅色能投射進屋裏，面對著此等對顏色的干擾，正在作畫的主角毫不猶豫地把該幅海報割破。
然後由初段對教育官員對於藝術的單一定義不吐不快，到中後段因被逐出藝術家協會而差點衝入會長室理論，都顯出其直率的為人。但與之相比，他的怒氣最盛之時卻是對沒有顏料可買的不滿。在那一幕戲中，他知道自己已接近走投無路，慣用的顏料已非其所能負擔，除了選擇較為廉宜的蛋彩，連可以挑選的顏色也大為受限。最後，當他在質與量上都不得已地作出妥協，卻換來店鋪職員一句「不能賣給沒有藝術家協會會員證的人」。原來除了教學，發表作品的自由被剝削，一個後極權的政體連創作的自由也要設限，一位藝術家就這樣被粗暴地與他一生的抱負割裂。
這一幕正好呼應了哈維爾的想法，一個後極權社會往往不單只是由一軍事力量強加而成，其另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是一批願意配合的人民。對於與政權對抗會導致被剝奪教席與官方協會會員的身份，我們大概不會感到愕然；但卻沒料到連購買顏料這樣的小事也會受到限制，這種無遠弗屆的控制不依靠一般市民的合作是無法達成的。在這段戲裏，那位顏料店的小職員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他代表了後極權社會裏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和哈維爾筆下的那位賣菜大叔一樣，他們不一定對政權的做法有所認同，卻至少在表面上服從所有由政府所頒佈的規令。如果貼出一張「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海報，可以免除不必要的麻煩，他們樂意配合，卻並未有想到這種做法其實是對他人的一種壓迫；同樣地，那位年輕的顏料店職員也只是簡單的跟從政府的指示，既然顏料是藝術創作之用，只賣給藝術家好像也並非不合理，卻沒料到他的服從加上「藝術家」在定義上被政權扭曲，兩者合起來就成為對一位大師最沉重的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