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
陳冠中, 2009
Oxford
而《盛世》帶出的問題遠不止於今天的中國國情，正如上所述，小說裏面的世界並非一般反烏托邦小說裏的那種已接近完美的制度。2013年的中國既沒有一個鉅細無遺的制度讓每一個人都能因應自己的才能而被安排到適合的工作崗位，也沒有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的監察系統以讓所有人的行動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這樣的中國的完善統治所倚靠的是人們內心對未來的希冀，而為了這種希冀能繼續存在，所有與之矛盾的概念，即使其曾為歷史事實也好，同樣需要被摒棄被遺忘。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不需要被關注的作家不經不覺地從書架上被移除，不應被提起的事件不再在新聞或網絡上出現。這個過程可能是緩慢，也有可能在一瞬間出現，但重點是這是一個獲得市民首肯的決定。所謂的首肯並非透過正面的意見表達甚至是投票來作出一致決定，而是被動的對於情勢變化的不置可否，或者更進一步地對整體社會改變表示歡迎，當中卻連一點對於失去事物的婉惜也沒有。
如果人們因為一些外來因素而被困於某個制度裏面，我們可以整理出制度所違背人性的地方，再以此為基點要求制度的改善、變革、以至將整個制度推倒從來。但無論所使用的手段為何，一個達成以上決定的基本論據是，制度的好與壞應由廣大民眾的福祉為最重要考慮，而我們所要求的改變必然是以提升普遍大眾可以作為一個人而生存的能力為依歸。而這種理念在《盛世》裏受到最嚴竣的挑戰：假若向極權主義的邁進是共同人民的意願呢？
納粹主義在二十世紀前半的興起指出了沒有權力制衡的一個制度可以做出極端殘暴的行為，但與之相比，其與今天社會爭論依然息息相關的環節是希特勒與其黨羽是由民選產生的事實。這一點被社會學家不斷又不斷地研究，結果是既與德國國民在一戰後的自我形象低落有關，而希特勒那高明的政治鬥爭手段固然亦是一主要原因，但不得不提的必然是漢娜.鄂蘭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審判後對於 thoughtlessness 的再一次強調：鄂蘭所嘗試以她的"邪惡的平庸性"來抓住的是那一種源自停止思考的邪惡，這種邪惡存在於像艾希曼的人身上，當身邊的人不問情由地就遵從希特勒的尤太滅絕命令與其偉大的第三帝國的願景之時，正正讓其絕學無思的想法得以滋長。(1)
這種普遍化的"絕學無思"(套用了許寶強喜愛的翻譯) 就是結局令人沮喪的原因。當事實的真相原來是政府一直都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陰謀，那"失蹤的兩個月"所劃分的前後兩個時段的差別只是在食水裏是否含有那微量的興奮劑，代表的是每個人自願地放棄了一段與其所希望生活的理想世界所矛盾的一段記憶。既然如此，他們會否同樣地也可以為此而放棄其他的事物與價值，包括最基本的人權與自由，並走進我們所鄙視的美麗新世界？
1. Elisabeth Young-Bruehl (2006), Why Arendt Matters, Introduction, What Arendt tried to capture with her phrase "the banality of evil" was the kind of evil that results from a particular capacity to stop thinking inherent in people like Eichmann, whose thoughtlessness was fostered by the fact that everyone around him went along unquestioningly with Hitler's extermination order and his vision of the glorious Thousand Year Re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