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分別於三月和四月，開展「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公眾諮詢」和「土地大辯論」。兩場公眾諮詢分開進行，但因為牽涉香港總體的土地規劃，故又互相關連。現時香港共有66幅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佔地408約公頃，其中39幅由非牟利團體管理，其餘27幅約341公頃的用地，則由私人體育會營運。條例之下，現時的私人體育會一般可獲豁免地價或只收取象徵式地價。
現在政府初步建議有幾點，包括向私人體育會收回市值地價三分之一，也要求體育會向合資格外界團體開放三成體育設施，及開放每月最少240個活動時數予公眾參與等等。至於針對2020年約滿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佔地172公頃，政府有可能收回作局部發展，提供4,600伙單位，又或者全面發展可提供13,200伙單位，當然也有續租的可能性。
康體用地本身的價值
在這場土地大辯論，政府彷彿把土地問題等同房屋問題，土地價值就是興建多少樓房。然而，康體用地其實本身有它的價值，支撐整個城市的運動發展，也為市民提供運動場所，促進市民身心健康，部分康體用地也是重要的綠化空間和公共空間。
此外，《號外》創辦人鄧小宇上月於《立場新聞》撰文，希望政府不要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建屋。很有趣地，我不同意他的立場，但卻認同他的觀點。私人體育會象徵一種選擇，是城市多元化的體現，令香港不至變成一個公屋城市。
另一個保留粉嶺高球場的觀點，該些高球場有康體以外的價值。其中一個說法出自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高爾夫球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重要配件，很多海內外的專業人士都打高爾夫，香港也要有土地滿足他們的需要。
私人遊樂場地再規劃的幾點考慮
我希望提出兩點，首先是康體用地有其本身的重要價值，土地大辯論不應只講求增加土地供應的數字，而是整個城市規劃的探討，當中包括康體用地。可是，康體用地有價值，並不代表不能退讓，政府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和粉嶺高球場時，也應考慮以下幾點。
第一，社會有沒有其他更凌駕性的需要？基層上屋難，全港21萬人住劏房，政府有覓地上有困難，還以康體凌駕基層住屋需要是難以說得通。比如按照政府數字，高球場可換來13,200伙單位，是為數不少的數字；按照民主黨尹兆堅的說法，認真全面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更可興建12條水泉澳邨，即有30多萬名市民可受惠。基層住屋是基本人權，若果犧牲球場，問題可得以舒緩，則未嘗不可考慮。但我終究認為這個城市其實可同時滿足高爾夫球場與基層房屋需要。
所以，第二點是考慮該康體用地是否可被替代，要收回的話，有沒有安置方法？畢竟粉嶺高爾夫球場是香港現時唯一可辦國際級高球賽事的場地，收回用地會對於該運動發展的打擊非常大，政府也應考慮安置方案。《香港01》及尹兆堅便有方案指政府可進一步發展滘西洲球場，該球場面積比粉嶺高球場要大，亦於2016年，獲評為亞太區最佳公眾高爾夫球場，而且南部亦有大量面積未發展，非常有潛力成為主辦國際賽事的場地，加上西貢環境優美，可配合周邊小島船遊搞高球旅遊。
第三點是現行土地使用有否達到其原先寄望達到的價值？這也是我對現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很失望的地方。根據立法會文件，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出現，是鑑於往日香港嚴重缺乏公共康體設施，於是一班有心人希望透過籌組私人體育會，向政府爭取免地價，同時收取會費，幫助提供康體服務。無疑部分私人體育會，如九龍木球會，對社區貢獻大，為社區團體提供了重要活動場地。可是，經過多年發展，情況已經不同，政府由有地沒錢，變成有錢沒地。更甚，部分私人體育會不單未充分推動城市的體育發展，更彷彿成為私人俱樂部。
根據立法會資料，2017年，有五間私人體育會開放予外界的總時數不足4000小時，最少的九龍草地滾球會更僅有1,932小時；相比之下，開放時間最多的九龍木球會其實可達39,840小時。其中，最傷感是看到前港姐兼前香港最佳女子高爾夫球員鄭文雅小姐2013年的一則電台訪問，她批評粉嶺高爾夫球場沒有盡社會責任推廣高球，處理北區學校練球申請時態度消極，加上非會員入場費偏高，一般市民無力負擔。即使不收回用地，政府也該重新考慮私人體育會的定位，以及大幅增加他們開放性，因為任何的地價優惠都是公共資源。
香港其實是可以大得同時滿足康體用地和基層住屋需要。收回粉嶺高球場發展房屋，乃無可厚非，但政府是有能力另覓安置方案。若最終不收回，現時的私人遊樂場地條例也該大幅改革。香港人是熱愛運動的。作為國際大都會，香港值得擁有一個世界級的高爾夫球場，也值得擁有木球會、草地滾球會、高級遊樂場…但也希望這些康體場地是屬於全香港人的，而非僅屬少數會員。
作者為新媒體Outside成員
文章刊於2018年6月4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