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公車上看到一個老婦人，她站在我旁邊，我看她年紀比較大，就起身讓座給她。她堅持說不用，但是等她最後決定坐下的時候，我發現她脫下鞋子，把鞋子放在座位上，然後坐在自己的鞋子上。哦，真是不可思議！」
這不是張愛玲的小說選段，儘管人物被描寫得還是如此刻薄尖酸。這是真人真事，收錄在一部有關澳門移民工的學術著作裡。不少人都會誤解，認為學者是躲在象牙塔裡雕琢的工匠，只專注於自己的藝術品，無感人間疾苦。然而，史唯這本《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下簡稱「移工」），卻是像白武士學好一身武功後，跳出白塔，走落民間，透過理論和實踐，完成澳門當下第一部剖析移民工酸甜苦辣的作品。
為什麼理論重要？翻開「移工」一書，發現不少大師的蹤跡，從霍爾、雷蒙．威廉斯、薩依德、傅柯、列斐伏爾到哈維。當然，作者志不在作理論的宣廣和鑽研，作者只是透過有關身份認同、文化想像、階級屬性、權力關係、異質空間及情感政治等學術概念，引領讀者有系統、有結構，像剝洋葱般去分析及聆聽超過一百位移工漂洋異地的故事。
為什麼要寫澳門移工的故事？為什麼不寫賭場？房地產？遊客與本地人的衝突？喜歡寫作的人大概都懂得「我手寫我心」的道理。作者原本也非澳門土生土長，十多年前技術移民澳門，今天成家小孩也大了。然而，回看當天初抵小城，所遭遇到的文化差異及和語言隔閡，使作者對「外來者」這個群體多了一份體會和同情。這大概也是成書的重要原因。
除了作者的自身經驗，近年澳門發展的歷程中，移工所扮演的角色，遠遠比一般認為的「補充本地勞動力」為複雜。透過「移工」一書，我們同時看到，這一個群體，是澳門二零零二年開放賭牌及自由行、經濟急速發展後，映照澳門社會不同面向問題的鏡子。
首先，在移工的身份認同上，書中直接點出，他們是「從公民到被出售的商品」。這一波輸出移工潮，可以從一九七零年代全球資本加速流轉開始談起。一九七四年，菲律賓馬可斯政府為了應付巨額外債，提出「人力資源交換計劃」，簡單來說，是以國民換外匯。接下來，東南亞是一波又一波的輸出勞工潮。這種人力的離鄉背井，所象徵的不僅是全球化下的人流和資金流，對一個族群甚至是個體來說，更是一趟公民身份的缺失過程。這種缺失，是制度層面，也是文化層面的。
這種制度上對公民身份的規限，打從一開始，便像鐵鍊般繫在他們的腳踝，使他們難以動彈。根據澳門目前法例，這些非技術性移入的勞工，只能從事一些厭惡性工作，即人稱3D，骯髒（dirty）、危險（danger）及艱巨（difficult）的工作，如家務助理、保安、清潔等。這些工種不僅處於社會階層的底端，往往更容易被角色定型至「外勞就只能做這些工作」，從而估低了他們的教育程度及知識水平。弔詭的是，根據「移工」一書訪問所得，在一百多位隨機抽樣的受訪移工中，六成六具有大學或以上的學歷，而中小學教育程度的則佔三成多，反觀，根據澳門勞工事務局的統計，本地勞動人口中，只有不到三成三曾接受高等教育。從這個簡單的比較來看，即使學歷及知識水平較高，但由於母國經濟力較弱，以致漂流他鄉後，出現社會階層往下流的窘困。
制度上除了規限移工的工作種類，更進而體現在教育、醫療，甚至是生育的權利上。
書中詳細分析法律將移工視作「半公民」，一般澳門公民可以享有的權利，對移工來說，是遙不可及。譬如，移工在合約期間懷孕，僱主有權因而解除雙方的合同。其中一個例子是Christy。她發現懷孕，不敢向僱主說，到胎兒五個月大後，自己辭職回鄉生小孩。這種對移工生育權的褫奪，對照近年港澳社會熱烈爭取的產假及待產假，簡直是個大諷刺。
除了制度上的規限，移工來到這座小城，在文化及社會關係上，亦處處被「他者化」。意即，某個社會的主流，將社會上具有不同特徵的人視作「他者」，以好被「我們」區隔出來。從而，透過一己的經驗、想像及利益，虛擬出這一個群體。往往，這種虛擬，會形成矮化對方的結果。
澳門的移工被他者化的例子，舉目皆是。首先，以媒體為例，根據「移工」的研究顯示，當媒體報導移民工的情況時，有五成一的文章是有關「移工對澳門當地人造成的負面影響」，有二成報導有關「移工對澳門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只有百分之八的報導有關「政府應監管勞工剝削及倡導權益保障移工」。一個社會的媒體傾向，與該社會的共同認識，往往互為因果。因此，這種將移工視作負面影響的想像，不僅出現在媒體，亦鑲鉗在社會的微細處。文章一開頭，那段張愛玲小說般的刻薄情節，正正是Francis Nwachukwu的遭遇。
Francis Nwachukwu不是一般移工，她是在澳門待了多年，而且唸完碩士的有識之士。但儘管如此，由於膚色不同，她常常被誤認作「不清潔」的人。
其實，「他者」這個概念，會隨著不同時代及社會關係而轉變，而誰握有最大的傳播權力，就最能成功構建「他者」屬性。回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澳門本地人又何嘗不是別人的「他者」。當時香港大眾傳媒非常發達，透過節目製作，它們往往虛構了一種「澳門人」，當中印象最深的是由鄭裕玲主演的「過埠新娘」及梁朝偉、李司祺主演的「再見十九歲」。在「過埠新娘」中，鄭裕玲扮演一個本來乖乖地待在澳門，等候香港未婚夫事業有成來迎娶的女子，後來因久無消息，乘船到香港尋夫。而「再見十九歲」，則是描述梁朝偉於澳門孤兒院長大，後來發現一直照顧他成長的康修女（李司祺飾）是他生母。這兩部電視劇，都充斥香港人對澳門人及這座城市的想像，包括純情乖乖女，以及保守的宗教色彩。
今天，澳門經濟繁榮起來，儘管依然會被他者化，包括稱之作「東方拉斯維加斯」，但同時，由於強勢的經濟及文化的主導地位，使得澳門人在移工面前，還是創作了一種「我們」與「他們」之差異區別。
移工在面對制度化的剝削、社會階層的矮化，以及文化上的他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完全處於劣勢，無力反抗。作者引用傅柯有關權力的闡述，「那裡有權力，那裡便有反抗」，來觀察移工如何在劣境尋生。而空間，是一個有趣的反抗場域。
對於移工來說，空間，是一個很著跡的權力關係體現的場域。舉一個例子，Fiona受雇於一個土生葡人的家庭，常常被吩咐不能隨意進入主人辦活動的空間。有一次，當她從廚房端食物到客廳招待客人時，主人朋友主動跟她打招呼，主人卻馬上催前解釋「她並不是我們的客人，只是家裡的傭人。」言下之意，在僱主眼裡，Fiona不僅不屬於這個空間，沒有權利在這個空間自由活動，在這個空間裡，她不配被尊重，一旦被發現，也要盡快離開。
然而，作者透過「異質空間」，一個傅柯開創的哲學概念，來分析移工的能動性。什麼是異質空間，那是一個介於「真實空間」及「烏托邦」的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人們可以創造無限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傅柯這個「異質空間」不僅僅指摘一個實體的物質空間，像客廳、辦公室等，它還可以指向一個流動的空間。印尼籍的清潔工Neti受僱於一家公司，每天在同一個重覆的空間做著刻板的清潔工作。然而，一部手機，卻成為她生命力的泉源。透過手機所創造的流動空間，Neti可以抒發念鄉之情、可以與同在澳門但也被困於另一個實體空間（如：屋內）的同鄉溝通、打氣，還有，這部手機，更成她和男朋友輸送思念的空間。
研究，往往是一面鏡子，從鏡子中，可以回看自身。按二零一六年的中期人口統計，澳門勞動人口約四十萬，當中近十八萬為移工，近一半的人數，這個比例放在全球，也是絕無僅有。因此，研究澳門移工這個課題時，除了探討他們被制度剝削、被文化歧視，以及如何創造自身的能動力外，人們還可以透過此書，回看自身在面對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之下，要如何自處，用傅柯之語，是「自我治理」，找到主體所在。
本文簡短版已刊登於《亞洲週刊》2018年8月5日 第32卷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