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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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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者」中求生的「澳門移工」

在「他者」中求生的「澳門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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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公車上看到一個老婦人,她站在我旁邊,我看她年紀比較大,就起身讓座給她。她堅持說不用,但是等她最後決定坐下的時候,我發現她脫下鞋子,把鞋子放在座位上,然後坐在自己的鞋子上。哦,真是不可思議!」

這不是張愛玲的小說選段,儘管人物被描寫得還是如此刻薄尖酸。這是真人真事,收錄在一部有關澳門移民工的學術著作裡。不少人都會誤解,認為學者是躲在象牙塔裡雕琢的工匠,只專注於自己的藝術品,無感人間疾苦。然而,史唯這本《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下簡稱「移工」),卻是像白武士學好一身武功後,跳出白塔,走落民間,透過理論和實踐,完成澳門當下第一部剖析移民工酸甜苦辣的作品。

為什麼理論重要?翻開「移工」一書,發現不少大師的蹤跡,從霍爾、雷蒙.威廉斯、薩依德、傅柯、列斐伏爾到哈維。當然,作者志不在作理論的宣廣和鑽研,作者只是透過有關身份認同、文化想像、階級屬性、權力關係、異質空間及情感政治等學術概念,引領讀者有系統、有結構,像剝洋葱般去分析及聆聽超過一百位移工漂洋異地的故事。

為什麼要寫澳門移工的故事?為什麼不寫賭場?房地產?遊客與本地人的衝突?喜歡寫作的人大概都懂得「我手寫我心」的道理。作者原本也非澳門土生土長,十多年前技術移民澳門,今天成家小孩也大了。然而,回看當天初抵小城,所遭遇到的文化差異及和語言隔閡,使作者對「外來者」這個群體多了一份體會和同情。這大概也是成書的重要原因。

除了作者的自身經驗,近年澳門發展的歷程中,移工所扮演的角色,遠遠比一般認為的「補充本地勞動力」為複雜。透過「移工」一書,我們同時看到,這一個群體,是澳門二零零二年開放賭牌及自由行、經濟急速發展後,映照澳門社會不同面向問題的鏡子。

首先,在移工的身份認同上,書中直接點出,他們是「從公民到被出售的商品」。這一波輸出移工潮,可以從一九七零年代全球資本加速流轉開始談起。一九七四年,菲律賓馬可斯政府為了應付巨額外債,提出「人力資源交換計劃」,簡單來說,是以國民換外匯。接下來,東南亞是一波又一波的輸出勞工潮。這種人力的離鄉背井,所象徵的不僅是全球化下的人流和資金流,對一個族群甚至是個體來說,更是一趟公民身份的缺失過程。這種缺失,是制度層面,也是文化層面的。

這種制度上對公民身份的規限,打從一開始,便像鐵鍊般繫在他們的腳踝,使他們難以動彈。根據澳門目前法例,這些非技術性移入的勞工,只能從事一些厭惡性工作,即人稱3D,骯髒(dirty)、危險(danger)及艱巨(difficult)的工作,如家務助理、保安、清潔等。這些工種不僅處於社會階層的底端,往往更容易被角色定型至「外勞就只能做這些工作」,從而估低了他們的教育程度及知識水平。弔詭的是,根據「移工」一書訪問所得,在一百多位隨機抽樣的受訪移工中,六成六具有大學或以上的學歷,而中小學教育程度的則佔三成多,反觀,根據澳門勞工事務局的統計,本地勞動人口中,只有不到三成三曾接受高等教育。從這個簡單的比較來看,即使學歷及知識水平較高,但由於母國經濟力較弱,以致漂流他鄉後,出現社會階層往下流的窘困。

制度上除了規限移工的工作種類,更進而體現在教育、醫療,甚至是生育的權利上。
書中詳細分析法律將移工視作「半公民」,一般澳門公民可以享有的權利,對移工來說,是遙不可及。譬如,移工在合約期間懷孕,僱主有權因而解除雙方的合同。其中一個例子是Christy。她發現懷孕,不敢向僱主說,到胎兒五個月大後,自己辭職回鄉生小孩。這種對移工生育權的褫奪,對照近年港澳社會熱烈爭取的產假及待產假,簡直是個大諷刺。

除了制度上的規限,移工來到這座小城,在文化及社會關係上,亦處處被「他者化」。意即,某個社會的主流,將社會上具有不同特徵的人視作「他者」,以好被「我們」區隔出來。從而,透過一己的經驗、想像及利益,虛擬出這一個群體。往往,這種虛擬,會形成矮化對方的結果。

澳門的移工被他者化的例子,舉目皆是。首先,以媒體為例,根據「移工」的研究顯示,當媒體報導移民工的情況時,有五成一的文章是有關「移工對澳門當地人造成的負面影響」,有二成報導有關「移工對澳門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只有百分之八的報導有關「政府應監管勞工剝削及倡導權益保障移工」。一個社會的媒體傾向,與該社會的共同認識,往往互為因果。因此,這種將移工視作負面影響的想像,不僅出現在媒體,亦鑲鉗在社會的微細處。文章一開頭,那段張愛玲小說般的刻薄情節,正正是Francis Nwachukwu的遭遇。

Francis Nwachukwu不是一般移工,她是在澳門待了多年,而且唸完碩士的有識之士。但儘管如此,由於膚色不同,她常常被誤認作「不清潔」的人。

其實,「他者」這個概念,會隨著不同時代及社會關係而轉變,而誰握有最大的傳播權力,就最能成功構建「他者」屬性。回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澳門本地人又何嘗不是別人的「他者」。當時香港大眾傳媒非常發達,透過節目製作,它們往往虛構了一種「澳門人」,當中印象最深的是由鄭裕玲主演的「過埠新娘」及梁朝偉、李司祺主演的「再見十九歲」。在「過埠新娘」中,鄭裕玲扮演一個本來乖乖地待在澳門,等候香港未婚夫事業有成來迎娶的女子,後來因久無消息,乘船到香港尋夫。而「再見十九歲」,則是描述梁朝偉於澳門孤兒院長大,後來發現一直照顧他成長的康修女(李司祺飾)是他生母。這兩部電視劇,都充斥香港人對澳門人及這座城市的想像,包括純情乖乖女,以及保守的宗教色彩。

今天,澳門經濟繁榮起來,儘管依然會被他者化,包括稱之作「東方拉斯維加斯」,但同時,由於強勢的經濟及文化的主導地位,使得澳門人在移工面前,還是創作了一種「我們」與「他們」之差異區別。

移工在面對制度化的剝削、社會階層的矮化,以及文化上的他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完全處於劣勢,無力反抗。作者引用傅柯有關權力的闡述,「那裡有權力,那裡便有反抗」,來觀察移工如何在劣境尋生。而空間,是一個有趣的反抗場域。

對於移工來說,空間,是一個很著跡的權力關係體現的場域。舉一個例子,Fiona受雇於一個土生葡人的家庭,常常被吩咐不能隨意進入主人辦活動的空間。有一次,當她從廚房端食物到客廳招待客人時,主人朋友主動跟她打招呼,主人卻馬上催前解釋「她並不是我們的客人,只是家裡的傭人。」言下之意,在僱主眼裡,Fiona不僅不屬於這個空間,沒有權利在這個空間自由活動,在這個空間裡,她不配被尊重,一旦被發現,也要盡快離開。

然而,作者透過「異質空間」,一個傅柯開創的哲學概念,來分析移工的能動性。什麼是異質空間,那是一個介於「真實空間」及「烏托邦」的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人們可以創造無限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傅柯這個「異質空間」不僅僅指摘一個實體的物質空間,像客廳、辦公室等,它還可以指向一個流動的空間。印尼籍的清潔工Neti受僱於一家公司,每天在同一個重覆的空間做著刻板的清潔工作。然而,一部手機,卻成為她生命力的泉源。透過手機所創造的流動空間,Neti可以抒發念鄉之情、可以與同在澳門但也被困於另一個實體空間(如:屋內)的同鄉溝通、打氣,還有,這部手機,更成她和男朋友輸送思念的空間。

研究,往往是一面鏡子,從鏡子中,可以回看自身。按二零一六年的中期人口統計,澳門勞動人口約四十萬,當中近十八萬為移工,近一半的人數,這個比例放在全球,也是絕無僅有。因此,研究澳門移工這個課題時,除了探討他們被制度剝削、被文化歧視,以及如何創造自身的能動力外,人們還可以透過此書,回看自身在面對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之下,要如何自處,用傅柯之語,是「自我治理」,找到主體所在。

本文簡短版已刊登於《亞洲週刊》2018年8月5日 第32卷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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