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雅文
蒙兆達是職工盟總幹事，在進入工人運動的「圈子」前，在93年是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中學時期發生八九民運，捲動到當時還在中學的他參與。
當時，他是個中五生，這場學生民主運動對他的衝擊很大，與幾位志同道合的中學生組成了「關心中國學會」，當中還包括現時工黨區議員麥德正，及前職工盟組織幹事宋治德，連結不同中學的學生，為這場民主運動出一分力。八九民運被鎮壓後，普遍香港人的無力感很大，在民運低潮期間，1990年，中國取得亞運會的舉辦權，關心中國學會的中學生便聯同學聯發起杯葛亞運會的行動，因有著這班志同道合者，在鎮壓後社會氣氛低迷時，他感覺沒有這麼孤單，更立志升讀大學，繼續參與學生運動。
經濟改革的真相
升讀大學的第一年，自自然然便加入了中大國是學會，想法是希望多些了解中國，以至探討社會事務。當時是1991年，社會氣氛開始轉趨冷漠，身邊的人開始不想參與太多，對中國的看法也出現轉變，認為中國正在作出改革。蒙當時提出疑問，「鄧小平所講嘅改革嘅真象係咩呢？」蒙認為學生需要討論，因此舉辦民間國內交流團，探訪當地工廠，到宿舍和工人聊天，了解到中國在經濟改革下，由於政治權力被官僚壟斷，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平等狀況，日益嚴重。這令他們認清在改革開放下，經濟和政治是不能分割而談。
低潮中的堅持
傘後學生低潮的狀態和六四清場後的氣氛相似，三十年前，蒙也感受過當時低迷的氣氛，像「十個救火的少年」的歌詞，有人開始灰心退場，堅持的人愈來愈少。當年，關心中國學會在高峰時期有多達100名學生參與，到之後減退得只有4至5名核心成員。蒙兆達提到成員麥德正：「佢喺暑假時打工，賺錢畀組織印單張。更用手抄一篇文章，來勉勵灰心喪志嘅成員。當中一段話大概係『公民社會意識的覺醒，不會有捷徑，默默耕耘累積的小事件能作出權力上的大改變』。」後來回想起，自己一直是堅信這個理念，令自己不容易迷失。
從學運走到工運
在大學時期，蒙兆達分別受到大學某些通識課堂及民間組織所影響，學習到一些運動理論的分析。當時，他認為如果要推動社會改變，不能靠政權的轉變，更不可能只靠一兩位領袖人物轉變；而是要透過民間抗爭的力量來推動變革。
「當時社區層面的工作主要被議會佔據，而自己的想法係對議會政治有一定嘅保留，因為香港環境下，議會是一個『代辦』的位置，並無做到充權。問題會重複出現，因權力關係始終無出現改變，所以選擇加入工會工作。」
組織工人，其實是把日常生活仿似遙遠的議題拉近，蒙認為能令不同行業的人知道，民主和我們的關係是甚麼。首要處理的是職場權力不平等的關係——和政治的權力不平等一樣，每天在影響我們的生活。
當年，香港的職場對八九民運的參與其實十分高漲，如中華電力公司，就有2000個員工聯名賣廣告支持民運，以工人身份去參與是很強烈和明顯。八九民運期間，香港工人以職場作為立足點，登報表態和發動參與遊行，可謂遍佈各行各業。
放眼國際，不論波蘭的團結工會，抑或南韓的民主化過程，自主工會雖被定性為非法組織，但仍然堅持和工人連結，挑戰獨裁政權，發動政治性罷工；在這是八九民運和兩傘運動反映的最大不足，香港的工人未達到組織化的水平，未能具備條件演練政治性罷工。
學生勞工 密不可分？
曾經作為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蒙畢業後即走進工人運動。他認為學生的組織力量能在院校內發揮巨大力量，連結工人。「學生喺學校接觸到左翼理論，如何連結到實際生活，付諸實踐？傘運後很多年青人未必有機會感受到集體嘅力量，而院校係一個可以實踐組織工作嘅地方，連結校園內被剝削嘅工人，作出制度上嘅改變。」因此，職工盟的工會亦會與現存的學生組織合作，到院校宣傳工會及組織工人，透過合作，提高工人的階級意識。時至今日，社會再度政治化起來，當群眾運動再次出現，工人在運動中會佔據甚麼位置？這是個有待解答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