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本盛（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學生作為公民，享有言論自由，決不能誤以為學生在校門外有言論自由，一踏進校門後就沒有了，或以為穿上校服前有言論自由，穿上後就沒有了。當然，學生必須學會的是，其所享的言論自由，如同任何公民一樣，不是沒有限制的。
個人行使言論自由時，有沒有激起仇恨，有沒有煽動暴力等等，是從內容上理解限制的常用重點。香港雖然沒有禁止鼓吹仇恨的法律，但文明社會不接受鼓吹仇恨，已屬不辯自明的標準，無論發言者是否學生，均應該適用於每一個公民，適用於每一個公共領域。
至於在校園裏行使言論自由的界線，則決不是依照校規、或校長個人就可決定的。美國的 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 (1969) 的案例，有十分值得參照的原則。
1965年12月，Iowa的Des Moines校區有㇐群成人和學生（其中包括Tinker兄妹）決定在新年前配戴黑臂章抗議越戰，呼籲停戰。Des Moines學校的校⾧們以制訂校規回應：遇有學生配戴黑臂章，會要求他們除下，否則會停學處分。12月16日，Tinker兄妹(及其父母)知悉這規定，兄妹仍然配戴著臂章回校，二人被勒令停學，因而沒有再回校，至新年配戴黑臂章運動結束。其後兄妹的父親代表二人入稟法院，要求頒令學校處罰不當，並要求名義上的賠償。地方法院及上訴法院均判原告(學生家⾧)敗訴，原告向最高法院上訴，最後獲得勝訴。
此案確認學生和校方雙方面的權責：學生在學校內享有言論自由，學校亦有全面的權力規管和控制校內的行為。前者是每一個公民的人權，後者則是學校得以正常運作的必需條件。
上述案例中，最關鍵的是，以臂章表達言論自由，有沒有妨礙學校的運作。案中的法官認為，針對戴黑臂章的校規並不等同像規管校裙⾧度、髮式等校規。配戴黑臂章沒有攻擊性，沒有搗亂，甚至沒有集體示威，談不上實質的干擾（substantial interference），而只和純粹言論類似（akin to free speech）。
當然，配戴黑臂章不是學生的常態，這樣離開常態、習慣總會引起學校的管理人員的疑慮。法官的判詞指出，「離開絕對編制是會惹來麻煩的，與主流意見不同是會引起恐懼的，在課室、餐室、校園裡，任何與人不同的話，都可能引起爭論或導致譟動…但我們(美國)的憲法說，我們必須冒這個險。」同樣重要的是，必須就事論事，看學生的行為會否妨礙了學校運作，不應動輒上綱上線，或以維持秩序為由禁制學生。在上述案例中，法庭考慮了所有的相關事實後，認為秩序干擾不屬合理預期，學生的言論自由不應因為管理人員的無差別的恐懼（Undifferentiated fear）而受到干犯。
由此可見，言論自由雖是美國立國的基石之一，美國人民珍而重之，但也不是沒有限制，法院只是認為，權衡輕重下，寧付出學生配戴黑臂章引起的管理麻煩或憂慮的代價，也不應以懲罰來禁制其言論自由。
學校既不能免於社會環境的影響，培育公民也是學校教育的任務之一，各種政治力量也極欲及早影響學生。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在這種情境下必須理解上述的原則，才能在維護學校秩序和培育學生公民意識上取得平衡。
年前香港有學校轉播前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講話，如果沒有適時向學生提供充份而均衡的資訊和思辯機會，則無疑是有歪教師職守的。當年有新聞報道指，有政治團體在校門外向學生分發紅絲帶，有學校老師竟在學生進入校門後搜查書包，遇有發現紅絲帶則予以沒收。除非可以證明學生放在書包裏的紅絲帶會實質妨礙學校運作，否則，這種做法顯然是干犯了學生的人權，完全是公民教育的反面教材。
修訂《逃犯條例》引起軒然大波，中小學生參與遊行不計其數，甚至有罷課、罷考TSA之舉，近日更有報道指有學校沒收學生的白絲帶。白絲帶是六一六遊行中用以悼念因抗議而逝者的象徵物，該校校長則指有政治宣傳成分。筆者未知詳情，不應妄加評論，謹匆匆寫成本文，提出上述原則：如果學生的行為跡近「純粹的言論」，沒有做成「實質的干擾」，如果校方對秩序的擔心不過是「無差別的恐懼」，則任何禁制便是干犯學生應享的人權，法律責任姑且不論，從公民教育的角度來看，也是有違專業標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