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論文算是研究「公眾恐慌」，現作5點分享。
1. Public fear的研究，大約可以區分為兩種研究：第一種，傾向是批判大眾非理性（或愚昧），研究者站在「理性」的位置，分析非理性的恐懼如何形成。著名的有Gustave Le Bon說的crowd psychology，甚至因為美國反恐戰下經常透過激發大眾的恐懼來justify戰爭，這些都有超多研究。在這些研究中，fear is an ideology，一種虛假意識形態，它被當成一種知識和語言去理解，進行話語分析就完成了。例如，有很多研究已解說了美國政府如何把共產國家建構成妖魔。
2. 第二種，是把fear當成情動（affective）的現象，就是典型地「不只談論語言／文本」，而是嘗試進入更複雜的處境。有一些社會學和人類學家會細心理解fear的形成，例如涉及了什麼memory、myth、institution及geopolitical的因素。這些研究是近5-10年才出現。近年最重要一本研究蒙古人的恐中症（sinophobia）的著作，一位柏克萊的人類學家Franck Bille分析了蒙古近年為何恐中。根據Bille，中國學者往往指「因為中國冒起了，蒙古人自卑」，但他的fieldwork就分析蒙古恐中，跟中國本身5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及俄羅斯看輕中國（而被蒙古人內化）有關，而蒙古人又會因而針對國內的中國移民（這些「中國人」，甚至不是中國人，而其實是本土蒙古人的性小眾）。蒙古的例子可以啟發香港，但香港又有很多其他的獨特之處。
3. 有關現時香港的恐懼，我覺得社會學家Mabel Berezin最有啟發性，因為她把fear連結到border——邊界不穩，因而無法排除威脅物，是大眾恐慌的主因。她研究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成形的過程，提出了此說法：共同體如何生產出互信和友愛？不是憑空便做到的，而是因為有border把threat中介了，使邊界內的人有安全感，便有溝通的可能，然後有trust甚至fraternity。邊界是什麼？有值得信任的體制，有警察確保（邊界內的）秩序，而邊界外，有軍隊負責應對威脅物。Berezin認為，如果沒有這些邊界，便出現fear和hate。當然，她考究的是歐洲史，跟東亞和中國及香港的公眾情緒史都不同，但在理論上從border去解釋fear，跟現時香港的情況很吻合——如果香港的體制和border是公眾可信，恐慌會大減（例如到澳門的程度），甚至很可能會有相應的trust和empathy產生出來。而對香港的public來說，state, police, army甚至head of government都不屬於自己的。香港社會恐懼的，不僅僅是今年發生的流行病，也是整個應對的體制，人們認為體制是不公平地叫人去送死（所以，主權國家完全沒有醫護人員罷工情況）。
4. 我對「恐慌」和「歧視」的關係很感興趣。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些地方開始因為恐懼武肺而「歧視」East Asian和Chinese。但香港的情況，還是很不同的。例如「餐廳歧視大陸人」其實跟border被控制，而且大量懷疑帶病者入關是有直接關係的。因為無法控制border，民間要在自己附近的空間去劃界，在餐廳劃出自己的border；這是民間的production of border，跟現時大陸內部各地的情況很像。大陸農村把車放在路中心，不讓自己同胞回村，跟香港餐廳不讓大陸人進入，在我看來是相同的邏輯。究竟把這情況命名為「歧視」可以引出什麼思考方向，我未想到。
5. 我對「歧視」沒有研究，我想用多點時間去看真正專家的research。我覺得「公共理性」十分重要，但我們更要保持「研究心態」。例如，理解香港現時的public fear，拿幾家餐廳在疫情爆發時期才貼出來的告示，去折射出「香港公共領域」的情況，就真是不太嚴謹。難道疫情完了，餐廳拿走告示，又要寫篇文說香港很「大愛」？又，一星期寫一次《蘋果》來聲稱自己「守住理性」，對於在近幾年為社會運動犧牲的人來說，又真是很難理解。再次，我期待更好的公共理性，不要把self當成public，不要把跟自己不同的public當成populist，要一起閱讀討論，一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