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戰爭鉅製電影《倖存者》（Battle of Jangsari）去年9月已在外地上映，但由於這齣電影在港只是剛剛上映，所以暫且不宜劇透太多。無論如何，這齣電影的劇情存有不少關於戰爭倫理議題的爭議。各位觀眾在欣賞電影的特技效果時，不妨同時作出深思。
《倖存者》其中一名導演金泰勛去年出席電影的記者招待會時明言，這是一齣向昔日英勇作戰保衞南韓的學生士兵致敬的電影（註一）。這齣電影在香港的宣傳海報亦以「明知難以倖存，亦願以死成就生命」作為宣傳的噱頭。不過，「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並非整齣電影的唯一主旋律。與其一面倒表揚學生士兵為國犧牲的崇高精神，倒不如說他們由一開始便被當成用完即棄的condom。
事緣南韓軍方高層為了掩護聯合國軍登陸仁川反撃朝鮮人民軍，遂部署在仁川登陸戰前一天發動長沙里登陸戰以分散敵軍的注意力，但正規韓軍將領認為相關任務失敗的風險極高，所以沒有人願意派遣自己的部下去執行自殺式的任務。因此，南韓軍方高層最後決定派遣772名僅接受兩星期的軍事訓練的學生士兵去「送頭」。更甚的是，那批學生士兵在出發前一心只以為自己有機會把敵軍打得落花流水，卻不知自己其實是被安排去「送頭」，連軍隊上尉也被上級瞞騙指美軍會派戰機前來空襲幫忙開路。若然那批學生士兵事前得悉部署的全部機密，他們是否仍然願意參與相關行動，實屬未知之數。縱然有部分前線學生士兵在且戰且走的過程中願意捨身成仁，但這亦難掩相關軍事部署的道德爭議性。
此外，由於那批執行自殺式突撃任務的士兵平均年齡只有17歲，所以相關部署更具備道德爭議性。根據1977年的《日內瓦（四）公約》第一追加議定書第77.2條（Article 77.2 of Additional Protocol I），各方不應招募15歲以下的人士加入軍隊，即使要招募15至17歲的人士參軍，也應從中優先從較年長的人士中挑選（註二）。南韓策動長沙里登陸戰的年份較《日內瓦（四）公約》第一追加議定書面世早超過廿年，但這不表示南韓相關的部署在當時便完全不備受爭議。
其實，未成年人士從軍的爭議不只限於本應屬於他們的美好青春是否受到糟蹋那麼簡單，而是同時涉及他們是否應該（以及是否有能力）就自己在戰場上的行為負上全責的問題（註三）。具體而言，有人質疑未成年的前線士兵或因心智未成熟而被人利用，或血氣方剛無法冷靜控制自己在戰場上的行為，或經驗不足誤判形勢而陷於險境。然而，亦有研究舉隅指，外界不應千篇一律地譴責未成年人士從軍的現象，例如猶太猶太童兵在二戰期間為民族存亡而戰、巴勒斯坦童兵在大起義期間為他們的榮譽和集體身分認同感而戰等（註四）。甚至乎，在18世紀的美國革命戰爭以至19世紀的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未成年人士從軍實非甚麼罕有的現象（註五）。換言之，這種進路或許認同未成年人士從軍是不甚理想的事情，但這是一個民族謀求自保或進步時難以避免的過程（註六）。《倖存者》的民族主義色彩固然濃厚，但它不失能帶出上述兩種不同進路的張力。
或許，我們對「成大事必須有人犧牲」這句說話已是耳熟能詳。事隔約70年後，長沙里登陸戰被搬上大銀幕，昔日奮勇告戰的學生士兵在盛大的電影製作下被封為地位崇高的前線勇武義士。不過，他們到底是民族英雄還是condom，其實可以只是建基於同一往事的不同詮釋而已。
註釋：
註一：“[Showbiz Korea] Megan Fox(메간 폭스) Interview for 'Battle of Jangsari (장사리: 잊혀진 영웅들)' !” YouTube, 10 September 2019.
註二：Joseph Rikhof, “Child Soldiers: Protection or Responsibility,” in Daniel Thomas Cook & John Wall (eds.),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 Cross-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172.
註三：Ibid., pp. 178-184.
註四、五、六：Kim Huynh, “Child soldiers: causes, solutions and cultures,” in Kim Huynh, Bina D’Costa & Katrina Lee-Koo (eds.), Children and Global Conflict,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32.
全文原載於《The Glocal》。特別嗚謝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郭耀斌早前與筆者交流對《倖存者》的看法。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