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自治八樓移工共行委員會
Written by: migrants solidarity committee autonomous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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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之一：〈移工姐姐：僱傭關係、種族分野之下的照顧工作〉
之三︰〈放下工作照顧兩個特別孩子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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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頭的一個禮拜日，我去了中環想了解移工在疫情下的工作和生活。一出地鐵站，原本水洩不通的遮打道冷清了許多。穿過行人隧道，來到菲律賓移工組織在大會堂外的聚點，他們正在開國際婦女節的籌備會。雖然放假外出的移工少了，工會照常擺了諮詢站，也籌得了一些口罩，派給現場有需要的移工。
相熟的菲律賓姊妹聽到我想聊聊，伸手一指：「你去找Nanay Nida！」Nanay在他加祿語中是「媽媽」的意思，是移工社群裡年資較長的姊妹才會有的稱號。身為菲律賓移民工會(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Union)的成員，Nida剛開完會便利索地搬來一張摺凳——她說自己以前有關節炎，站不久。聊天的時候，路過的姊妹朝她打招呼，或彎下身和她商量當天的組織安排。Nida接過姊妹手中一片全新的口罩，嘟囔著沙士時期也沒有像現在一樣鬧口罩荒。我才意識到，她對沙士的記憶比當年還在讀小學的我要深刻：那是她來香港的第四年。
三個兒子的媽媽
本來想談談疫情，Nida卻說起她的大半生。二十年前，Nida擁有大學學位，正在菲律賓伊莎貝拉省的金融公司做會計。因為不是註冊會計，那也只是一份僅夠裹腹的工作，月薪不到港幣二千元，是當年來港做移工的一半。她的小兒子才7歲，二兒子在讀中學，大兒子剛剛踏入馬尼拉的大學。城鄉差距在這個大家庭裡，集中體現在教育質素。大哥去了馬尼拉，回來和媽媽訴說省裡的大學沒有教的東西、城市的人脈。媽媽聽在耳裡，暗自下了一個決定。1999年9月9日，45歲的Nida離開菲律賓，來到了香港。
媽媽不在家的日子，兩個幼子便交由丈夫照顧。相隔異地，Nida給兒子們買了一部手機，是那時最便宜的款式。自己沒錢買手機，就買電話卡到街上的電話亭，或去店鋪借電話，至少能和兒子保持聯絡。這樣過了五年，丈夫卻不幸去世。長子已經畢業，在菲律賓一間大型電訊公司工作。次子也剛上大學，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但幼子還在老家讀高中，怎麼辦？她問小兒子。弟弟想和哥哥們一起，於是便送他到馬尼拉的私立中學——這意味著一筆與大學學費相近的昂貴學費，媽媽一一扛下。三個兒子在馬尼拉的時候，都寄宿在小姑子家的一間房間，包辦伙食，Nida則每月寄一筆生活費。她形容就像是「回報時刻」：1985年，Nida丈夫去了沙地阿拉伯工作，小姑子一家都由Nida照顧，像小姑子讀大學的時候就是投靠在職的Nida（那時她還只生了大兒子）。現在輪到Nida漂泊異鄉，小姑子又擔起照顧三個孩子的任務。這個循環，我猜是歷代移工一再經驗的家庭故事。
二十年的香港打工記
Nida在香港工作了二十年，從她的中年步入退休年齡，總共照顧過四個家庭，也經歷了香港的起跌。第一任僱主是個華人家庭。在她的憶述裡，家傭的工作倒沒什麼，卻時值香港移民家務工經歷第一次減薪：1999年，政府以金融危機為由，將移工的最低工資由每月3,860元減至3,270元。600元，對於要負擔三個兒子學費和生活費的Nida來說，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完成了兩年合約後她要求加薪，僱主不答應，她便沒有續約，來到一個加拿大家庭，照顧四歲的男孩。第二任僱主比較闊綽，一直付她高於最低工資的薪水。03年沙士在香港爆發的時候，僱主舉家回了加拿大，把Nida急哭了：疫情下找新僱主實在是一樁難事，若找不到新僱主，她就要回菲律賓啊！來港工作的中介費、兒子的學費……她想都不敢想。
幸虧在這個時候，Nida遇到了一位剛來香港的荷蘭單親媽媽，帶著一個三歲半的兒子。面試的過程她還歷歷在目：2003年5月5日，她來到荷蘭女士在荔景的辦公室——那是她第一次到荔景。一坐下，女士看著她的履歷，沒有多問工作經驗，反而聊起各自的孩子，又給她看自己兒子的照片。「他真的很可愛！」Nida巴不得馬上給我看照片。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們三人相約太古廣場的星巴克吃早餐（Nida認得太古廣場，因為以前加拿大男僱主在這裡工作，她常來送西裝）。兒子很快就喜歡上她，拉著她反覆坐扶手電梯玩。玩累了，抓著她的衣服說：「我們一起回家吧！」就這樣，在第三任僱主家一做就是十三年半。
回想起沙士，Nida說好像沒有這次新冠肺炎般嚴重。雖然人人都戴口罩，但物資還算充裕，每個禮拜日去的教堂也照常開放。疫情持續了半年便開始受控，因為她記得上一任加拿大僱主又在當年9月份回香港，想重新聘用Nida。有新合約在身，她當然不能答應，但還是去拜訪了他們在薄扶林的家。她還記得，當年荷蘭僱主是因為沙士租金下跌，才租得起陽明山莊的豪宅。
後來她又隨荷蘭僱主搬到堅尼地道、清水灣。荷蘭女士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常常去尼泊爾靈修，又帶蠟燭、香和各種首飾回家，所以Nida還要幫她準備簽證。那個和她在太古廣場玩電梯的小男孩，轉眼就升上了國際學校，又一晃便17歲，不再需要Nida照顧了。離開那一天，荷蘭女士開車載著行李送她到新僱主家，臨別前還和新僱主握手：「請好好照顧Nida！」十三年的僱傭情誼，Nida現在還維繫著：男孩已經20歲，在阿姆斯特丹上大學。月頭看見新聞報導北角一間佛堂有新冠肺炎的確診者，Nida馬上打給荷蘭女士慰問。知道她現在自己一個人在香港，Nida怕她沒人照顧。
大屋的家務工作
Nida在現任僱主家工作了三年。剛任職的半年他們住在東涌的住宅，半年後搬到大嶼山的村屋。一說起搬屋，她有點沮喪。問她為什麼喜歡公寓，她毫不猶豫地說：「方便打掃啊！就算都有三個廁所，但至少在同一層，不用爬樓梯，也不用打理花園。」僱主現在的房子是一棟典型的三層村屋：底層是花園，種了羅勒和蔥，還有一棵棕櫚樹；天台用來曬衣服，有個沙發可以坐著看山看海。要我打掃這幢大屋，光是想想都頭大。
家裡有兩位家務工，Nida負責清潔、打理花園、看貓和遛狗，另一位負責買菜做飯。打掃房子以外，照顧寵物也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兩隻貓不需要太多時間照顧，但一隻14歲的老杜賓犬和一隻小狗可讓人費心得多。小狗尚可在花園玩耍、解決大小便，大狗則必須外出散步。Nida每天要遛它四次：清晨6點，先餵他吃藥，然後帶出去走一個小時（Nida笑稱，一隻老狗和一個老婆婆，走得慢嘛）；早上11點和下午四點，出去15至20分鐘小便；晚上8點，再遛一個小時。此外，因為杜賓犬年紀大病痛多，她還得不時去沙田的寵物診所拿藥，或帶狗狗到梅窩的愛護動物協會做檢查。兩位移工輪流放假，Nida放週日，另一位逢週六休息，不過她會在週五就準備好第二天的飯菜，貼好標籤、放在冰箱裡，好讓不諳廚藝的Nida翻熱給僱主吃。連同僱主，三人各自的工作時間表和行程都寫在家中的白板上。
比起我們之前訪問過的幾位移工和許多姊妹，Nida疫情下的工作條件要好得多。僱主為她準備口罩、酒精搓手液，甚至更高規格的N95（但Nida說戴起來「像個太空人」，假日只把它放在包包裡，戴普通外科口罩）。每個禮拜日還可以照常放假，回家時把鞋子放在屋外，馬上洗澡、洗衣服就可以了。她認識的不少姊妹，尤其是和僱主一起住在公寓的，往往還沒進門就被全身上下噴酒精。Nida也不需要加入「搶米、搶紙潮」，只是有一次週日離開中環前，看見超級市場有廁紙賣，就順便搬了兩條回家。不過，清潔的工作當然繁重：床單、枕頭套換勤了，熨燙衣服的次數也多起來，每天更要換洗三間廁所的毛巾。早前有寵物松鼠狗確診新冠肺炎，Nida的僱主特別交代要好好看管兩隻狗，一看見它們在家流口水或打噴嚏就要馬上進行消毒。僱主還常問她有沒有忘記換洗洗浴室的擦手毛巾，她會嘟囔：「你看，昨天那塊是藍色的，今天是綠色的，我每天都換呢！」Nida解釋，為了讓僱主安心，她從來不在浴室掛白色的毛巾。
即使有時也是工作的一部分，Nida和僱主的日常互動還是很有意思。因為去年開始的反送中運動，加上現在新冠肺炎，僱主每晚7點半會叫她到一樓的客廳，準時收看電視上的英文新聞。後來發展成，僱主不在家也會發個信息來問，今天看了新聞沒有？她苦笑，就算沒看電視，現在臉書上的新聞也夠多了吧。僱主招待家人來吃飯，會讓她介紹菲律賓美食。雖然Nida不會做飯，平常買菜做飯的工作都由另一位移工負責；但她還是很了解僱主一家的口味。女士不喜歡甜食，她爸則喜歡吃sinigang（一種傳統菲律賓燉菜，混合羅望子醃製的肉，嘗起來較酸），這些飲食習慣她都清楚得很。
遇上支持移工運動的僱主
Nida的現任僱主是一位50歲的美國女士，有一個13歲的養女。談起她，Nida向我提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很理解我們的組織工作。」菲律賓移民工工會成立於1998年，組織在港移工社群爭取自身權益，與不同國家的移工團體一起做政策倡議，改善移工的工作待遇。Nida在2003年左右加入工會，是資歷豐富的成員之一。由於每個禮拜日要投身於組織工作，她應聘前就已告訴現任僱主自己的參與，僱主並不介意。2017年是她任職的第一年，那年五一勞動節遊行，移工團體一如既往加入遊行隊伍，爭取移工和本地勞工的待遇改善。Nida的僱主和她的養女一起現身，兩人跟著移工隊伍從銅鑼灣起步，遊行至政府總部。「她（僱主）想告訴養女，移工（假日）在做什麼。」
除了支持移工遊行，僱主還每年參加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的慈善步行；兩年前，香港唯一一間民間移工庇護所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陷入財困，僱主更在同事間宣傳，籌得一筆捐款。平日工作時，僱主也會讓Nida隨時接電話：「可能是有人需要幫助呢！」的確，Nida不時接到姊妹的求助電話，有些可能突然半夜被僱主解約、趕出家門，她必須馬上找組織協助。所以僱主甚至會和鄰居的移工說：「有事找我們家工人吧！」
抗疫時期的社區組織
移民工工會的組織工作大多只能在週日進行，方便他們擺街站、為移工提供諮詢、舉辦大小活動，也是工會成員每個禮拜唯一能夠見面開會的時候。現在，因為僱主擔心移工放假聚集時染病（按：但事實上，至今確診的移工大多都被僱主傳染），很多姊妹不能放假，組織工作難以展開。為了更好地抗疫，原本計劃的活動，像二月的億萬人起動One Billion Rising和三八國際婦女節，都縮短了時間（以往的活動通常晚上6點才結束，現在下午2點就要叫停），也只能以小組形式進行。剛過去的國際婦女節活動，單是在中環，移工就分散在遮打道和大會堂，以免聚集太多人。政府禁止四人以上公眾聚集的第一個週日，他們則分散在中環各區向菲律賓移工宣傳並派發防疫資訊。
今年移民工姊妹在國際婦女節當日的活動合影。橫幅上的標語有：「結束現代奴隸制」、「爭取生活工資」、「停止針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圖片來自：菲律賓移民工會臉書專頁
不過也正因社交隔離，Nida在大嶼山的社區組織反而更加蓬勃。這些年來，Nida平日外出遛狗時認識了不少鄰居姊妹。知道Nida是工會成員，她們會來諮詢工作、中介等問題。於是，Nida也開始把改善移工待遇的聯署、針對移工工作情況的調查問卷之類的組織文宣帶回大嶼山。在新冠肺炎爆發前，姊妹們不時相約在大嶼山燒烤或慶祝生日，她則一點也不浪費等人的時間，把移工權益小冊子拿出來，向她們解釋什麼是合法的假日和工作範圍、長期服務金的計算、僱傭合約的細節等等。她還毫不忌諱和姊妹談論菲律賓的政治議題：本國的失業率、當地政府粗暴徵收農地；自總統杜特爾特上任後，她和工會也持續關注並譴責政府打壓異見人士的行為。姊妹之間當然也有支持菲律賓政府的，立場堅定的她也會和她們討論：「來，告訴我你們的好總統為移民工做過什麼。我們在菲律賓找不到工作，受過教育的人都要出國做家傭，還要接受各種歧視性的政策。菲律賓政府做過什麼嗎？」無論在解答姊妹的疑難或理論時政，「媽媽」的氣勢都表露無遺。這陣子，Nida便忙於在社區裡派發防疫資訊，隨時在社交軟件和姊妹分享香港最新的疫情動態。
移工組織因應疫情製作的他加祿語單張。右圖是抗疫須知，包括呼籲移工不要聚集、自備餐具、緊記戴口罩和使用酒精消毒液等。左圖是一系列網上活動，要求菲律賓政府為移民工提供防疫協助。圖片來源：Migrante - Hong Kong
移工「媽媽」即將道別
「我再過兩年就要回菲律賓喇。」活力十足的Nida，原來已經65歲。她的三個兒子如今事業有成：長子已經38歲，主修廣播的他離開了電訊公司，來到一家大型企業工作；二兒子在菲律賓綜合醫院的眼庫任職專業護士，為視障人士做角膜移植；幼子則是註冊護士，疫情之下正在菲律賓衛生署負責新冠肺炎的檢測。Nida每次談起她的兒子都難掩驕傲，臉書頭像更是三個兒子的合照——畢竟是她二十年的汗水所養育出來的啊。「我當然有犧牲，難道他們就沒有嗎？」我想，Nida說的大概是失去的時間吧，隔著海的聯繫始終沒辦法代替陪伴，兒子成長的階段不在身邊，錯過了也只能錯過。
至於自己的將來，Nida倒很放心。雖然有低血壓，需要每年抽血、做身體檢查，但所幸僱主的醫療保險都能覆蓋。兩年前患上關節炎，痛得彎不了腿，現在也好了很多，「我還可以跳One Billion Rising呢！」回國後，她會和小兒子一起住在馬尼拉，社會保障服務能讓她拿一筆退休金，加上自己多年來的積儲，雖不多但也夠養活自己。時不時和朋友、舊同事相聚，享受退休生活。她最捨不得香港的，大概就是這班愛稱她為「媽媽」的移工姊妹。還在香港的日子裡，她想讓姊妹們知道：「只要你被苛待了，我都會在這裡。」